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5日，全國政協四屆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當時我在中共山西省委統戰部工作，是作為兩會工作人員隨同山西省的全國政協委員來京參加了這次長達20多天的盛會。

　　當時華北地區的部分全國政協委員住在北京民族飯店，并被編為會議的一個討論小組，于是我也有幸與居住在北京市的全國政協委員溥儀先生相處了一段時間。盡管與“末代皇帝”溥儀先生相處的時間不長，但當時的情景至今回憶起來，仿佛仍在眼前……

　　劉少白先生擅動“御筆”

　　有一天下午小組討論，在中間休息時，溥儀先生覺得有些坐累了，起身到門外走一走。這時任山西省政協副主席的劉少白委員走到溥儀先生坐的桌邊坐下，拿起溥儀的鋼筆，在一張紙箋上寫了一句話：“皇上，我祝您身體健康，生活愉快！”過了一會兒，溥儀先生回來后，他又很恭敬地對溥儀先生說：“稟皇上，臣今日擅動‘御筆’，可內容寫的是對您的祝愿，望皇上勿降罪草民。”

　　溥儀先生拿起紙箋看了看，扭過頭對劉少白委員笑著說：“要是在30年以前，朕當怒治你等頑民，至少也得訓斥一番。如今你和我都解放了，自由自在地生活。今天你動‘御筆’，你就是皇上，我做臣民，一切定當遵旨照辦，絕不違抗。您老也要多加保重身體呀！”這雖是劉少白和溥儀先生說的幾句玩笑話，但也可以看出溥儀先生經過學習以后的內心狀態，同時也體現了黨的改造政策在溥儀身上取得的成就。

　　“現在比當皇上還忙”

　　有一天下午，在小組討論會快要散會時，溥儀向組長請假，理由是次日有一個接待任務。組長準假后，他又到我們幾個工作人員坐的桌子前打了招呼才走。到了第三天下午開小組討論會時他遲到了。在會間休息時，我在會議室外面遇到溥儀，問他：“外賓見了您都談什么？”他很有禮貌地回答：“他們什么都問，什么都想了解，什么都覺得新鮮，什么都有興趣。他們問我過去當皇帝時的情況，問我在戰犯管理所時學習改造的情況，還問我每個月工資收入多少，婚姻狀況怎么樣，不論現在過去的事情都問……他們問什么，我就如實地回答什么。”

　　溥儀先生說完，思索了片刻又說：“為了回答他們的提問，我很認真地做了準備，只怕回答得不合適了。說實話，我現在比過去當皇帝時還忙。不過忙的愉快舒心，有了真正的自由，不像過去當皇帝那會兒老是受制于人，很不自在。這還得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呀！感謝黨的政策！”

　　“共產黨、毛主席對我太關照了”

　　這次全國政協會議是和全國人大同時舉行的。會議內容多、時間長，開了個跨年度的會，1965年的元旦是在北京過的。1964年12月30日晚上，黨中央和國務院邀請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舉行聯歡，我們這些從京外來的工作人員提前半小時到會，以便于照顧本小組需要照顧的年紀大的委員。我們到大會堂北門口時，看見周恩來總理站在門廳內和幾個委員談話。稍后，進門的人多了，周總理就走到大門口一一和委員們握手問好。當溥儀先生走到大門口時，周總理向門口走了兩步，握著溥儀先生的手，問他身體如何，是否還能支持得住，還囑咐他不要把自己搞得太累了。隨后我把溥儀先生領進大會堂入座。在我領他走向座位時，我問起他的家庭生活和對這次會議的感受，溥儀先生回答說：“我的家庭生活是幸福的，這都是托毛主席、共產黨的福，才有今天。毛主席、劉主席、周總理真是當代偉人，他們日理萬機，整天忙碌，還經常過問我的事情。不但讓我接待外賓、請我吃飯，還多次過問我的婚姻情況和經濟狀況。共產黨、毛主席對我太關照了，我一定做一個靠勞動吃飯的好公民，為做好統戰工作出力效勞！”

　　索要文娛券失掉良機

　　在這次會議上，安排的文娛節目和晚會比較多，幾乎每天晚上都有，安排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們輪流觀看，當時大家最愛看的是大型舞蹈史詩《東方紅》。那時我們這些工作人員還分別擔任一個小組或一個地區文娛晚會券的分發工作。因為各種原因，每天總有一些委員不在會上，有時還有多出來的機動票，于是就有了一些委員或代表因為各種原因多要幾張票的余地。有一天，輪到華北地區的政協委員觀看大型舞蹈史詩《東方紅》了，這次本來有一張多余的票，但當天下午就被山西省的一位人大代表要走了。當晚我在大會堂北門過廳里遇到了溥儀先生，他問我今晚有沒有多余的票，他想和夫人一起來觀看。當我把上述情況告訴他之后說：“可惜你說得遲了一步，失掉了良機。”溥儀先生遺憾而又幽默地回答說：“我這個人還是不會辦事，心是誠的，腦子是笨的，手腳更笨。本來是件好事我卻沒辦成。”我當時安慰他說：“這不是笨，主要是因為您總在專心致志地開會，您回去說明情況，夫人是會理解的。以后有機動票，我們一定先記著你。”溥儀先生一臉釋然，連說：“那好啊，我得謝謝你們！”   （賀德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