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背景

我國進城務工人員總量已達2.69億人，其中外出進城務工人員1.66億人，隨遷子女1277萬人。而占60%以上的，則是“80后”“90后”的新生代農民工。這無疑是一個應該引起社會關注的重要群體。然而，這個游離于農村和城市社會生活之外的邊緣群體，他們的精神與文化生活現狀，卻日益成為社會的隱憂。

去年，第一次履職的全國政協委員、滄州市政協副主席何香久呼吁《亟需體制保障新生代農民工融入社會》。今年，他又再次帶著對進城務工人員的關注有備而來，提出《讓農民工享受更大的文化權益》的提案。對何香久來說，他有一個放不下的“心結”。

被刺痛的心

因為要創作一部關于進城務工人員的長篇紀實文學，何香久需要深入了解農民工的生活現狀。根據一位出租車司機提供的線索，何香久在北京四環周邊一個立交橋下，找到了一群風餐露宿的農民工。他以“尋找打工的侄子”為由接近了他們。

“我記得那里的橋洞下有一個大斜坡，農民工兄弟們就靠在這種斜坡上睡覺。”當時他們說，在不遠處就有一家地下室旅店，住一夜的費用40元左右。但他們住不起，因為加上每天飯費，一天的工資就所剩無幾了。所以他們寧可選擇露宿，也要攢下錢來，回到老家蓋房子。

更觸動何香久神經的是，一位安徽阜陽籍老農民工并不以住在立交橋下為苦，他說早年在深圳時還曾在樹上住過，“比起差點就變回猴子的生活，在這起碼不會有掉下來的危險。”他輕松的話語，卻在何香久的心上壓了一塊大石頭。

“沙漠化”的文化生活

在與進城務工人員的聊天中，何香久了解到大多數進城務工人員的“文化生活”只是“睡覺”、“閑聊”、“玩手機”，很多進城務工人員一二十年沒有看過一場電影。他走訪過的進城務工人員中幾乎一半的人不曾擁有一本書。一位當工段長的農民工告訴何香久，他五六年來只看過兩場電影，主要原因是票價貴。“叫上兩三個工友，光是票價就幾百塊錢，幾天血汗錢沒了。”

近年來各級政府不斷加大對農村文化服務的投入，僅是國家財政投放在公共文化服務方面的專項資金，就有700多億，全國有60多萬個“鄉村書屋”，可對于外出打工的農民工來說，他們既不能享受政府提供的農村公共文化服務，也難以成為城市公共文化服務的受益者。他們的文化生活，越來越呈現出“孤島化”、“邊緣化”、“沙漠化”的現象。

何香久說，雖然城市中的一些文化設施，如圖書館、博物館、科技館等免費對市民開放，但在城鄉二元結構之下，人們對進城務工人員身份產生的偏見甚至歧視，使進城務工人員對城市的文化設施有著嚴重的心理隔膜，因而鮮有問津。

為進城務工人員權益呼吁

走訪了120多名進城務工人員，看到他們的文化生態，進城務工人員這個課題就成為何香久的“心結”，再也放不下了。

去年，第一次履職政協委員的他呼吁《亟需體制保障新生代農民工融入社會》，今年何香久又再次帶著對進城務工人員的關注有備而來，提出《讓農民工享受更大的文化權益》的提案。

何香久建議，政府應盡快出臺相關政策，將豐富進城務工人員的文化生活納入推進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的范疇，并設立以財政投入為主的進城務工人員文化服務專項經費。

政府相關部門需根據農民工的特殊性，為進城務工人員“量身訂制”文化服務，擴大對進城務工人員公共文化產品的服務和供給。依托社區文化場所，舉辦進城務工人員樂于參與的文化活動，為進城務工人員搭建與社會其他群體交流的平臺。同時可以免費培養農民工中的文藝骨干，讓進城務工人員成為文化的參與者和創造者，充分調動農民工的文化自覺意識。

總之，要充分發揮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基本性、公益性、均等性、便利性的特點，將外來務工人員與城市居民同等對待，享受無差別的公共文化服務。

“文化，是進城務工人員融入城市的橋梁。”何香久說，“進城務工人員文化生活的缺失，不僅僅是一個農村的社會問題，說到底，它同時也是一個重要的城市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