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不少地方一把手天不怕地不怕，除了怕在任的上級外，就怕退休的前任。曾聽一個地方官員講過，他說：幸虧那些退休老同志不會上網，僅僅只是在生活中發發牢騷罵罵現任，不然的話，老同志們天天到互聯網上去批評現任，他們就受不了啦。普通網友曝個光、批評幾句，還可以承受，老同志們要發飆，那可都是讓現任吃不了兜著走的猛料。那位官員開玩笑說，千萬別讓老同志們學會上網。

　　理解官員們的這種“敬畏”，比如正在召開的兩會上，最尖銳的批評，最讓官員們流汗的言論，往往正來自那些退休的高官。舉個例子，衛生部規定醫生必須簽協議不收紅包，該部門曾將此一規定當作反腐政績，可全國政協常委、原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卻毫不留情地批評，這個規定非常可笑，這是對醫生的不尊重。

　　醫生估計也不滿，可沒人敢說，各級衛生行政部門的官員估計也有微詞，但沒人敢批評上級的規定，但退休的前副部長就敢說。現任領導一定挺怵這個前任的，而且對這種批評必須聽著。不只是這次兩會，公眾常聽到來自退休高官的炮聲。

　　聽聽這個尖銳的批評：現在“官滿為患”，一些鄉鎮好幾百個干部，小汽車停了幾排——老百姓再勤勞，也養不起這么多官啊！這么尖銳的批評不是“公知”說的，而是中紀委原副書記劉錫榮。

　　再聽這個犀利哥的炮聲：中國目前的衛生醫療服務體系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現象，一些干部長期占據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開支驚人。這位犀利哥不是韓寒或李承鵬，而是衛生部原副部長殷大奎。真是內行批內行，批得更在行。

　　更讓現任頭疼的是這位前任，88歲高齡的云南省政協原副主席楊維駿，坐著政府專配用車為12名失地的農民開道，帶他們到云南省政協反映問題。

　　這些發言者的職位前都帶著個“原”字，加個“原”字就不是官，而是民了。退休了，輕松了，失去的是權力，得到的是自由，所以就敢說了。相對應的是，很多兩會上的在任官員都不敢說。相映成趣的是，因為在任官員多當人大代表，退休官員多當政協委員，就形成了委員比代表更敢說的兩會現象。

　　個別不認真履行代表職責的官員，要么是“裝聾子”，其他代表委員再尖銳的批評，都不回應不搭腔，假裝認真記錄，知道這時候不能說。要么是“要票子”，沒把人大代表的身份當成參政議政，而是當成“跑部錢進”的機會，去拍上級領導馬屁，跟中央要政策，要發改委和財政部要錢。要么就是“扯犢子”，說一些官話套話大話假話廢話，開口閉口“聽了總理的報告非常激動深受鼓舞”，因為說廢話最安全嘛！再就是“賣關子”，媒體一問敏感和尖銳的問題，就都回避，太極打得無比嫻熟。他們信守言多必失沉默是金，人家的代議比的是誰更能說，我們比的是誰更能憋住話。

　　一些退休官員敢說，而一些現任的不敢說，倒沒覺得那些退休官員在道德上就多么高尚了，他們在任的時候，一樣也沒說，一樣是裝聾子、要票子、扯犢子、賣關子。這是體制問題，在任的時候有很多顧忌，得看很多人的臉色，有很多想法，沒什么比仕途更重要。現在退休了，沒什么可怕的了，總不能不給我發退休工資吧，終于混到了不看別人臉色而讓別人看自己臉色的時候，就敢甩開膀子掄圓了說了。

　　所以，還是盡可能少地讓在任官員進人大和政協，讓他們自己監督自己，太為難他們了，他們對自己也下不了手。而讓退休官員去當代表委員，他們已不是官員了，但有經驗，有資歷，更有膽量，讓退居二線的他們發揮余熱，還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