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一年中，一些“問題村官”步入人們的視野：北京城區來廣營鄉的一名村干部將兒子的婚宴擺到了國家會議中心，并連擺３天流水席；深圳市龍崗區南聯社區“村官”周偉思被曝家產過億……

　　結合審議兩高報告，某些村干部貪腐的問題成為人大代表們關注的話題之一。一些人大代表認為，我國在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進程中，“小‘村官”大腐敗”問題將呈多發趨勢，亟須加大村務信息公開，完善權力運行監管體系，將“村官”的權力也裝進制度的籠子。

　　“村官”成為潛在貪腐高發人群

　　“在城鎮化推進過程中，面向群眾的街道干部、‘村官’成為貪腐的高發人群。特別是一些腐敗‘村官’做事無法無天，涉案金額巨大，問題性質惡劣。”全國人大代表、山西省監察廳副廳長劉蓉華說。

　　劉蓉華說，在城鎮化過程中，大量征用農村土地，都要和“村官”打交道，一些“村官”政治素質不高，腐敗問題嚴重。“近年來收到此類涉紀涉腐案件很多，大部分都是舉報村官把土地補償款貪污、挪用、截留、私分等。”據了解，２００８年以來，山西省共立查農村基層涉紀案件１２０７５件，結案　１１６５１件，移送司法機關３５３人。

　　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巫山縣委書記何平也說，基層干部損害群眾利益、違法違紀的問題多發。以巫山縣為例，２０１３年，群眾來信來訪中反映此類問題的占了群眾信訪量的４０％，查辦基層違紀違法案件占辦案總量的６４．７％。

　　一些被曝光的小“村官”大腐敗的案例更是令輿論震驚和憤怒。２０１３年２月，深圳龍崗區南聯社區“村官”周偉思被曝擁有２０億元身家，后被查實涉嫌受賄，其在舊城改造項目中曾收受一房地產公司逾千萬元“好處費”。周偉思更在庭上直言，５００萬元對他來說只是“一般的數目”，都記不清自己有沒有收過了。

　　劉蓉華分析，“村官”貪腐主要有以下幾種表現形式：首先，在集體土地征用、房屋拆遷等方面謀取私利，少數村干部從中截留、克扣、套取、挪用、貪污征地補償款和拆遷補償款；其次，虛報冒領、貪污侵占、截留克扣惠農資金。“比如農村的低保，不是把最需要保障的百姓納入其中，而是先照顧自己的親戚。”此外，農村賄選問題也時有發生。

　　“村官”貪腐癥結何在？

　　“‘村官’貪腐的癥結在于，鄉鎮對村里的管理比較松散。選出來的村干部不是真正的老百姓帶頭人，而是為了利用手中的權力謀利。”劉蓉華說，這一問題在城中村更為嚴重，這些地方雖然已經成了城市，但還是按照農村來管理，擁有集體土地，圍繞土地集結成一些利益集團，甚至形成了黑社會勢力。

　　根據我國法律，村（居）民委員會成員由村（居）民選舉產生，受村（居）民監督。五分之一以上有選舉權的村（居）民或者三分之一以上的村（居）民代表聯名，可以提出罷免村（居）民委員會成員的要求。

　　但不少代表認為，在日常管理中，村干部幾乎沒有受到有效監督。“鄉鎮監督太遠，群眾監督太軟，相互監督更是沒譜”成為村干部缺乏監督的真實寫照，村里大小事情都由他們說了算。

　　全國人大代表、山西原平市子干鄉子干村黨支部書記栗翠田也說，現在各地都在搞村務公開，制度雖然好，但沒有監督，難以落實。“村里只有紀檢委員，是由副書記或支部委員兼任，都聽支部書記的，起不到監督的作用。”

　　劉蓉華坦言，“村官”貪腐案件難以查處的原因，首先是他們勢力強大，甚至尋找到了“保護傘”，“打招呼、求情的有的是。”另外，不少村集體財務制度不健全，很多都是通過現金走賬，有時甚至幾百萬都是用現金支付，給偵查帶來難度。

　　構筑起遏制“村官”貪腐防火墻

　　劉蓉華認為，遏制村官腐敗首先要規范村級財務管理制度。目前，山西正在探索村賬鄉代理模式，并將村里的財務信息公布在陽光農廉網上。栗翠田具體介紹說，他所在的子干村正在試行這一模式，將資源、資金、資產的管理全部集中到鄉里，村里沒有賬，也沒有會計，相關收支都在山西陽光農廉網上公開。“去年還推出了手機版，村里老百姓都能看到，全部都曬在陽光下。”

　　其次，“村官”的監管體系亟須完善。劉蓉華建議，應強化村務監督委員會建設，對村級政務、財務中的重大問題進行監督，保障村民知情權、決策權、參與權和監督權；嚴格執行述職述廉及評議制度，村黨組織、村委會負責人，每年要在規定的范圍內述職、述廉，通過進行述職、述廉和村民代表評議，加強對村干部的監督。

　　何平建議，應將對基層干部的審計制度化，如可以每３年對村里主要干部進行一次經濟責任審計，將村干部房產、收入等重大事項申報納入縣紀委監察局統一管理、定期抽查。（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