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界聯組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柯楊一席“呼喚重新審視教育理念”的發言在教育界委員中發起一場有關教育目標是什么的大討論。人民日報官方微博上發布：“柯楊稱，有家長把孩子送到北大時這樣說，讓你讀北大不是為日后掙8000元工資，而是希望你當省部級官員。這話讓人痛心，是不正確教育觀”，又將柯楊拉到輿論的浪尖。

　　為此，本報記者約訪柯楊委員，就她如何想到發表這樣一個主題的發言，以及她對教育的困惑和思考做全面闡釋。

　　記者：您為什么會提“教育的目標”這樣一個看似宏觀視角的問題？

　　柯楊：這些年我們自上而下重視教育，不惜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一方面政府不斷加大對教育的投入，老百姓趨之若鶩地追逐最高層次教育，教育者追逐新建和不斷拔高自己的教育層次；另一方面，民眾對教育公平的不滿意只增不減，教育者對人才質量越發不滿，受教者本人也沒有因教育獲得自信和感恩。年年面對循環式的批評、抱怨，在我們埋頭針對各種問題的改革時，我們是不是對教育理念這個根本問題應該重新審視？

　　記者：您說的理念問題具體內涵是什么？

　　柯楊：我認為有幾個重要理念應清晰，首先是教育的目的。我們的教育目標是不是定位于培養一個人的文明涵養、獨立人格、理性思考、適應社會、自食其力、人心和諧？這個在西方成功的教育中早已成為共識和普及的根本目標，而我們祖傳的“學而優則仕”這一迂腐的所謂精英教育目標仍深入人心。在中國已經實現基礎教育普及化、高等教育大眾化的今天，教育一方面一味迎合民眾內心的期望，同時又提出和宣傳一些空洞的不切合實際的教育目標，進一步促成了人們追求教育目標的盲目性。一些大學畢業生找工作高不成低不就，高考狀元大學畢業后流浪街頭，研究生以“開玩笑”方式殺害室友等等，難道還不該讓我們從根本上審視教育的目的嗎？

　　記者：教育本應承載的功能是什么？是什么導致現在各方對教育的期望值過高？

　　柯楊：的確是期望值過高、超高了。教育不能承載一個人走向成功所需要的全部，不能導致即刻成功，尤其是以“升官發財”為目的的即刻成功。我確實曾聽說一位學生家長在孩子從北大畢業工作后抱怨：送你到北大不是指望你只掙每月8000元的工資，北大應該是出省長市長的地方！這位家長的期望大概不是個案。

　　我想說，知識和技能不能解決一個人生存和幸福的全部。在我們目前的整個教育鏈條中，從幼兒園、小學、中學到大學，雖然這些年來也一直在強調素質教育，并進行了相關方面的改革，但現狀是無論學校和家長都還是太過于重視對孩子書本知識、技能型知識的灌輸，恨不得把孩子變成做題的機器，甚至學藝術也是機械的技能性的殘酷訓練。而且，期望只通過學校、通過書本改變孩子的思想也是不切合實際的。家庭的熏陶、社會的作用、實踐的鍛煉同等重要。另外，到了大學這個教育環節，試圖再靠書本上的理論讓學生建立“正確價值觀”是不是違背了教育規律？我們喊了多少年的公民教育仍然被強大的知識灌輸式教育擠占著，這一點是否仍然代表我們的教育觀？

　　我認為教育的功能恰恰在于要將人與人的差別和不同潛能挖掘出來。而這種“好壞”之分潛移默化地深入老師、家長和孩子心中，從小就傷害了大批孩子的自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恰恰在教育體制下被泯滅。而家長們又對自己孩子的個性、特點、潛能有多少了解，給了多少支持和引導？多數還是“放心”地全權交給學校，把他們個個逼到高考的路上，以考上名牌大學為唯一成功和自己的光榮。

　　記者：剛才你提到情商的重要性。在委員和社會各方的呼吁下，學校情商教育被重視，一些地方的中小學也開發了情商課程。對于情商教育如何搞，你的觀點是？

　　柯楊：學校教育肯定能發揮一定作用。但是我想情商教育不僅在學校，還在于社會風氣的熏染、榜樣的帶動、現實中成功與挫折中的感悟。現在一些家長和學校對獨生子女們封閉式的教育，剝奪孩子感受生活、參與生活的權利。不與人接觸、不經歷挫折、不接觸社會，情商怎么提高？還是那句話，學校教育和書本知識不是一個人走向幸福的唯一教育載體。這一點也是我們現在教育下那么大的功夫，縱然局部上也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是又對培養出的人才不滿意而受教育者也不領情的原因之一。

　　我想說，全民———教育者、受教育者、受教育者的家長們、政府主導部門，對于學校教育所給予的盲目的、超高的、無限高的希望之時，我們應該靜下心，對教育目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進行實事求是的再思考和大討論。

（原標題：受教育，到底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