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致陶亢德手札

　　去年嘉德秋拍“信札寫本”專場上的魯迅致陶亢德函件，“很可能是抄家后沒有發還的那一封”。遠寓舊金山灣區的陶老師，記得家里有過一封信，列出了要求發還的物件清單，當中就包括魯迅的信。和其他蒙在鼓里的局外人一樣，這封寫于1934年6月8日的信來自哪里，她也很想知道。受行規約束，這件因高價成交引起喧嘩的信札來龍去脈如何，一時間成了謎團。

　　趙武平

　　去年嘉德秋拍收槌前一天，遠寓舊金山灣區的陶老師，接到我的信，回了一個電子郵件，談起“信札寫本”專場上的魯迅致陶亢德函件，推測說“這很可能是抄家后沒有發還的那一封”。她記得家里有過一封信，列出了要求發還的物件清單，當中就包括魯迅的信。和其他蒙在鼓里的局外人一樣，這封寫于1934年6月8日的信來自哪里，她也很想知道。受行規約束，這件因高價成交引起喧嘩的信札，和另外那封同場交易的陳獨秀寫給她父親的信，來龍去脈如何，一時間成了謎團。

　　目下可見的，自1933年10月至1934年7月為止，魯迅寫給陶老師父親的信，包括去年拍賣的，統共十九封，—— 1978年10月起開始出版、1980年6月出齊的《魯迅手稿全集》八冊書信，完整收錄了所有這些信函的影印件。信札當中最早發表的，正是陶亢德接到的第一封魯迅回信，收在1972年10月內部發行的《魯迅雜文書信選(續編)》里，寫信時間是1933年10月18日(魯迅下午收到來信，當晚就回復了)，信的注釋說“陶亢德，當時在買辦資產階級文人林語堂主辦的《論語》半月刊任編輯。本函過去沒有發表過”。此前，無論許廣平先后于1937年和1946年編印的《魯迅書簡》，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十卷本《魯迅全集》書信卷，都不曾輯錄任何一封寫給陶亢德的信，——原因是什么現在比較難說，但顯然跟收信人身份敏感有關，尤其是他參與汪偽政權文藝出版，戰后以“文化漢奸”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上訴后經最高法院裁定，改判一年零三個月，緩刑兩年。“文革”后期，由于周海嬰上書毛澤東，請求“出版一部比較完備和準確的魯迅書信集，……一部收入現存全部書信，認真按照手稿校訂過的新的魯迅書信集”獲得批準，從而使得1978年8月出版的《魯迅書信集》，首次不避諱通信者身份，公開了收集到的全部信函，合計一千三百八十一件。這一版書信集沒有注釋，也不注明收信人身份，是1981年版和2005年版全集書信卷的基礎，其中的魯迅致陶亢德信，內容一樣，注解卻有改變。最新一版的注釋，增補了生卒年代，刪去了上一版注文末句“抗日戰爭時期墮落為漢奸”，改作“陶亢德(1908至1983)，浙江紹興人。當時為《論語》半月刊編輯，后又編輯《宇宙風》、《人間世》等”。

　　以前聽說，陶老師父親聚藏的作家手稿、照片、書簡和字畫，因為“文革”抄家而多有缺失。上世紀八十年代發還時，在他主編的《宇宙風》上連載的《駱駝祥子》手稿，和一些名人的書簡與文稿雖得收回，但數目與先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不過，對于這次拍賣品的來源，社會輿論并不一致。有聲音說，陶亢德的魯迅書信，建國后多已捐出。至“文革”開始，他手上不會還有魯迅手稿。紹興魯迅紀念館也證明，1953年4月12日，陶亢德捐贈了四封魯迅書信，包括給林語堂的兩封。是否可以就此推論，抄家物資中不再有魯迅書信了呢？

　　事實難以斷定，但未必沒有別的可能。陶老師也說，“我父親是很早就把書信捐出去的。……但不能排除他讓公家抄了以后還給他。”在她記憶里，“我父親對學習外語很有興趣，他都是自學的。解放后我還記得他找白俄老師教他俄文(我考上北大學英語，他很高興，要和我談如何學英語。可惜我當時沒太理會)。”她故而推斷，“我認為這是他保存這封信的原因。”若真是這樣，“流傳在外僅此一通”的結果，該是抄家所致，——這封信抄走以后，不知落入何人之手。

　　說來也是，以“革命”的名義，堂皇抄去的東西，完璧歸趙能有幾許？“這十一年里我認識的人中間，哪一家不曾給‘造反派’或紅衛兵抄家幾次？有關文化的東西哪一樣在‘浩劫’中得到保全？”——還記著巴金這個詰問的人們，自然未免會聯想起，魯迅通信者趙家璧和金性堯，及其所藏魯迅作品和書簡的命運。

　　趙家璧說，本來家里藏有魯迅、茅盾、郁達夫、老舍和沈從文等人書信六七百封，包括魯迅書信四十九封。在1966年的抄家中，作家信箋多被當作“黑材料”而沒收，惟有魯迅書簡得以豁免，——造反派說：“魯迅的信是革命的，我們不要！”到了1969年10月，卻又有通知說，“私人藏有革命文物者，都要上繳組織代為保管”，只好把裱裝成冊頁的魯迅書簡，“親自送到紹興路五十四號的連部駐滬辦公室，換來一張代為保管的收據。臨行時，經辦人還安慰我說，但等天下太平，定必原物發還。”兩年后，上海魯迅紀念館突然派人前來“致謝”，說他“捐獻的魯迅書信，不但數量多，而且加工裱裝得如此精美，是他們長期征集工作中所從未遇到的”。他開初莫名其妙，稍后迅即無奈明白過來，魯迅的書信，再也不歸他所有了：“但我到此才懂得連部所謂代為保管之說，根本是一派胡言。工、軍宣隊擅自處理私人所有的革命文物，令人氣憤。”

　　同樣，陶亢德的朋友、同魯迅有過四次通信的金性堯，也“曾經以有初版本的《野草》而自豪，對毛邊的《墳》與《華蓋集》等也特別喜歡。還有黃裳先生送我的第二版的《吶喊》，其中還保留著《不周山》”。但五十年后，他的書架上，“已沒有魯迅的單行本和譯作了”。他和許多熟人都想不通：“怎么，連魯迅的著作也要抄得去么？”然而，“事實也就是抄得去了”。

　　有人會說，要是留有抄家清單的話，遺失物件的去向，就比較容易找了罷。那又怎可能呢？不分青紅皂白的造反派，不會允許被抄家者亂說亂動，更不大會給受害人開收條、列清單——見過一部自印的“文革”日記中，一九六八年五月六日一則，記載了上海出版界抄家活動的詳情，足以展現令人驚詫的一幕：

　　上午，和劉桂英、洪德林去金兆梓家補抄家，要金搬到汽車間去，將兩間房讓出來。其實，主要是一些書和空的櫥柜，差不多沒有什么東西。(金已快八十，半身癱了，有一個保姆服侍他，還有他金華的一個侄女在。弄來弄去，花了幾乎一個上午，才封了起來。)單位里的抄家物資今天已車出去變賣，資本家李昌允家的相簿、衣架也拿來了，結果，將照片撕下，把簿子拿去賣。我說，有些東西和相片，以及生活小用品如衣架，可以給他們，反正又不值幾個錢。他們說不行：因為，一還，就會給人印象，似乎是“抄錯了”，“退還抄家物資”了。這也有理。上午，我們抄金家時，就沒有要那些破爛，都讓他們搬了去。我總覺得金大概早已將值錢的東西轉移了出去。

　　“破爛”、“不值錢的東西”，尚不輕易放過，何況文物和字畫呢？“值錢的東西”，除了僥幸發還的，其他的歸宿，不外是被毀壞，被“變賣”，被收歸公有——或者進入博物館，或者藏于圖書館，甚至歸入“公家人”私囊。有材料說，僅1966年8月18日后一個月，北京被抄家的達十一萬四千多戶：上海從8月23日至9月8日，抄家八萬四千二百二十二戶。到9月下旬，天津抄家一萬兩千戶；從6月至10月初，全國紅衛兵收繳的現金、存款和公債券達四百二十八億元，黃金一百一十八萬八千余兩、古董一千多萬件——康生自1968年至1972年，多次前往北京市文管處，攫取古籍一萬兩千零二部，其中不乏宋元版和明版珍本或孤本，而它們多數原屬運動中落難的知名人士，比如齊燕銘、鄧拓、阿英、章乃器、傅惜華、趙元方和陳夢家。

　　因為魯迅書簡的拍賣，我忽然記起來，1995年夏天的時候，陪陶老師去黃山，第一次聽她談到亢德先生，和他做雜志編輯的“秘訣”：

　　對于無名作者的來稿，我們不但不應不看而退或撕，并且對其第一篇來稿還必“從寬錄用”，我有這么一個看法，就是一個作者第一次投稿給你如經采用，他以后如有更佳之作定可十九歸你，因為一個作者的投稿，總向曾經發表過他文章的刊物投去。而到了第二三篇投來時，你就嚴格處置，也不至于使他不再來第四五篇，他至少已經明白你不是有眼無珠或唯名是用的編輯，后來的投稿不取，大半會歸罪于自己寫得不好。若是第一篇投稿雖有可取之處而你不用，這就如對一個乘興而來滿腹誠意的訪客享之以閉門羹一樣，以后再望他登門拜訪，一定是十拿九不穩的了。就我的經驗而論，這樣辦法確乎不壞，雖然無從與不如此做的結果作一比較，因為我始終不會不如此做過。

　　上山前，我壓根兒還不知道，陶老師父親就是陶亢德，更不清楚他一生辦過許多雜志，——“自民國二十年起到三十年為止，我所參與過的，共同發起的，主編的，手創的雜志，仔細算算已經十有四個，其中除一二個之外，其余的可說與我都大有關系。現在想想，以一個并非學新聞的人——其實我什么都沒有學過——而居然敢與這么多的雜志‘大有關系’做‘將官頭’，而又居然這么多雜志在內容上并不是‘剩余價值’‘低級趣味’，在營業上并不虧本賠錢，小部分固是我的膽大妄為，大部分還是全國作家的鼎力援助”。同作家打交道，他當然有條件收藏他們的書簡文稿。

　　后來，我又找出亢德先生一些文章，還有他二十五歲時出版的《徒然小說集》，看見韜奮先生給他作的序言里，對這位學徒出身、做過小店賬房先生的“前途未可限量的青年作家”，充滿感情地寄予著厚望：

　　我和徒然先生做朋友的經過，回想起來，也頗有趣味，他原是一位《生活》的熱心讀者，前年在沈陽的時候，他時常替《生活》撰著通訊，后來到了九一八的極危險的時期，他在這一兩天內每隔數小時，還在槍聲炮吼風聲鶴唳中執筆作快函寄給《生活》，敘述當時的種種狀況，雖街道上及郵局中布滿了日兵，絲毫不能減低他的熱忱和勇氣，我當時每接到他的一封信，即受一次很深的感動，周刊付印有定期，往往臨時趕往印刷所把他稿勉強抽出，把他的通訊插入，后來他由沈陽回到上海，《生活》周刊社適需人襄助，便請他加入共同努力于本社的工作。我們敬佩他的奮斗生涯，敬佩他的忠勇奮發，希望他于出版這本小說集之后，還繼續努力，為我國文藝上多開幾朵燦爛之花。

　　1950年后，亢德先生仍做編輯，任職革新書店、群聯出版社、新知識出版社和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8年補劃為“右派”，1983年5月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