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忠

　　上海博物館凌利中等人的連載新文《〈功甫帖〉辨偽新證(下)》終于在千呼萬喚后出來了。我們也終于明白，所謂的連載是可以打破刊物的出版周期的。某周刊自從登出此文的上篇并引來一片噓聲之后，事隔三周才發表了下篇。三周一次的連載原本應該是要廣而告之的，因為一些人性急，期待早一點讀到下篇，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說實話，我讀完凌利中等人的新文以后，很失望。相關媒體非常慷慨地給了新文五個版面。《〈功甫帖〉辨偽新證(下)》差不多用了百分之九十九的篇幅介紹鮑漱芳的生平、家藏、安素軒石刻和鮑潄芳交游圈，卻在這百分之九十九的篇幅中幾乎找不到半條關于《功甫帖》的“辨偽新證”。凌利中等人最后用不到百分之一的篇幅居然得出如下結論：鮑漱芳是安岐舊藏蘇軾《功甫帖》的最后一位藏家，鮑家所藏過半古代法書名畫或已于咸豐年間太平天國農民軍攻克揚州時遭到損毀。在原作無存的情況下，《安素軒石刻》是最接近該作原貌的法帖。而蘇富比“墨跡本”是否真跡，必須與鮑刻相比較。蘇富比“墨跡本”雖保留了九字的基本結構與外形輪廓，但缺少了鮑刻中大量豐富的書寫用筆信息，是晚清坊間采用流水作業、分工合作的生產品，即作偽者出于利益的最大化或意猶未盡而制造的一稿多本的摹本之一。

　　這是一篇“辨偽”奇文，讀后有感，求教于各位方家：

　　一、 “雙勾廓填”是摹本。但摹本不僅僅是“雙勾廓填”。先聽聽你們的老師謝稚柳先生的話：“無論書法或繪畫，摹都有三種技法：1、先勾后填，古代時是用涂燙好黃蠟的薄而透明的紙(涂蠟使紙變得透眀) 蒙在原跡上，再以淡墨用細線勾出書法或繪畫的輪廓，完成后取下蒙紙，將適當的墨色或顔色填進輪廓中去。這種方法，由于先勾好輪廓再填的，所以被稱為雙勾廓填(又叫響拓) 。2、把透明紙蒙在原作上，然后直接在其上用墨色依樣摹寫(主要用于書法作品)。3、先勾好淡墨色的輪廓后，不取下蒙紙，再直接在勾好的輪廓中依樣摹寫。” 凌利中等人從“雙勾廓填”到“一稿多本的摹本”的變化，是為了修正“雙勾廓填”這個慨念，還是根本不知道你們老師說的三種技法？能不能請凌利中等人按你們老師說的三種技法告訴我們：《功甫帖》到底用了那一種技法？對于這三種技法做出來的摹本如何鑒定？你們的老師謝稚柳先生也有詳細的論述：“這三種技法，都必須在摹寫好的筆觸轉折或虛浮的筆鋒處稍加填寫或填畫。因為專心勾摹時，這種運筆上的技巧難以完全顧及，故鑒別這種勾摹本，最簡單易行的方法就是對光透視，鑒別者可從透明的墨痕中，看出筆觸的不完整，運筆有所遲疑而有快有慢，墨色則時濃時淡，有改動痕跡，或者墨色和勾線不完全吻合。如果摹者技術很高，使用的又是直接摹寫的辦法，那么，透視時墨色方面的問題也會由于運筆的運動軌跡而顯示出來，此時的墨跡或有凝滯處，或有微微顫抖時，或有滑動處，或轉折不靈活等，都由于是摹寫而非自書之故，無論有如何高的技巧，也不可能做到與原作者創作時一樣筆墨流暢，隨心所欲。”謝老所說的這一切我們都用謝老的方法在《功甫帖》中找過，事實證明沒有。謝老說最簡單易行的方法就是對光透視。鐘銀蘭先生沒有看過《功甫帖》原作，更不用說對光透視。凌利中先生在紐約蘇富比辦公室看過《功甫帖》原作。為此，我專門給紐約蘇富比辦公室打過電話了觧詳情。紐約蘇富比的權威人士告訴我： 凌利中先生和馬成名先生一起看的《功甫帖》原作，馬成名坐著，凌利中站著，時間很短，凌利中肯定沒有對《功甫帖》做過對光透視。請問凌利中等人，你們認為《功甫帖》是“雙勾廓填”或者一稿多本的摹本的鑒別方法是什么？難道你們發明了比你們的老師謝稚柳先生更加有效的方法？但在你們所寫的三篇文章中我們至今都未讀到這種新方法。我再次建議凌利中等人不要再在所謂“雙勾廓填”和一稿多本的摹本這條道上走下去，走得越久越糟糕。因為你們根本沒有用你們老師的方法，也是大家都用的方法對《功甫帖》進行過鑒別，所以你們的結論就一定是一個永久的笑話。

　　二、我多遍拜讀凌利中等人的新作《〈功甫帖〉辨偽新證(下)》，都無法找到文章所作結論的那些證據。所以我提出如下問題，求教凌利中等人：1、鮑潄芳是安岐舊藏《功甫帖》的最后一位藏家，證據在哪里？2、安岐舊藏《功甫帖》原作無存的證據在哪里？3、劉氏所藏《功甫帖》是一稿多本的摹本，還有一本或者幾本的證據在哪里？你們不會因為發現了一個珂羅版本又異想天開了吧。4、劉氏所藏《功甫帖》是晚清坊間采用流水作業，分工合作的生產品。你們講故事也要有起碼的證據呀？凌利中等人喜歡推理，而且喜歡用推理代替證據。這一次凌利中等人連推理都不用了。為了徹底否定劉氏所藏《功甫帖》就是安儀周所藏《功甫帖》這個事實，他們使用的方法是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再造一個安儀周所藏《功甫帖》，這個安儀周所蕆的《功甫帖》不是劉氏所藏的《功甫帖》，然后再把他們造的那個安儀周所藏《功甫帖》消滅了。凌利中等人所謂鮑潄芳是安儀周舊藏蘇軾《功甫帖》的最后一位藏家和安儀周舊藏《功甫帖》原作無存就是這個企圖，且想用這個企圖來結束這場爭論。不但霸道，而且是癡心妄想。劉氏所藏《功甫帖》就是安儀周所藏《功甫帖》，這是包括上海博物館單國霖先生在內的極大部分專家丶藏家和行家的共識。退一萬步說，劉氏所藏《功甫帖》不是安儀周所藏《功甫帖》，也只能說明安儀周所藏《功甫帖》至今未發現。鮑家所藏過半古代法書繪畫或于咸豐年間太平天國農民軍攻克揚州時遭到損毀，憑什么可以斷定《功甫帖》一定在那一半的損毀之中呢？而且，鮑漱芳收藏《功甫帖》也缺失起碼的證據，《安素軒石刻》中的所有原作不一定都是鮑漱芳的藏品，有些原作是借來的。《功甫帖》是鮑漱芳從江家后人處借來的，也是推理之一。所謂最后一位藏家和原作無存是凌利中等人的一廂情愿的臆斷。這種表述真的有點過了，這決不應該是上海博物館書畫部研究人員的所作所為啊。

　　三、凌利中等人的文章越寫越糟糕，有時候我都想，他們身上的那些光環怎么那么虛啊。我在《〈功甫帖〉辨偽新證(下)》中摘了下面一段文字：“鮑漱芳以‘富埒王侯’且富書畫收藏著聲于時，其‘論畫必宋元人’、‘明及國初已不甚措意，若乾隆以來鮮有齒及’(鮑瑞安)，尤其‘嗜書成癖，尤愛墨寶，尺幅寸楮，購藏不惜資，鑒賞家多出其珍秘投贈，審之又審，去其贗鼎’(馮燨)。乃孫鮑瑞安曾指出，‘家中所藏半為府君故物’，‘差可記憶者’雖‘百不能一二’。所撰《煮石齋稿·安素軒讀畫集》一書，透露了不少其祖父舊藏古畫，比如宋人《仙山樓閣圖》、鄭所南《蘭》、黃公望《富春山水》(沈周有題)、錢選《白山茶》、高克恭《山水》、倪瓚《山水》、王叔明《山水》(鸞綾象匣蓋當時以備進御者)以及戴進《春暉堂圖》、沈周《椿樹》、仇英《美人彈琴圖》、陳洪綬《淵明簪菊圖》、漸冮《仿四家山水卷》等。鮑漱芳長子約亭(鮑均)擅畫山水，亦好收藏，如故宮博物院唐寅《王鍪出山圖》卷、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董其昌《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書畫》卷、日本有鄰館弘仁《丹林窠石圖》軸等均為其舊藏(鈐有“鮑氏約亭診藏” 印記)。”凌利中等人懂得前言和后語的關系嗎？所謂鮑漱芳“論畫必宋元人”，“明及國初已不甚措意，若乾隆以來鮮有齒及”這段前言應答什么后語呢？請問凌利中等人，戴進、沈周、仇英、董其昌、陳洪綬、漸江是哪朝人啊？凌利中等人還在《〈功甫帖〉辨偽新證(下)》中歷舉劉墉、紀昀、朱珪、翁方綱、王文治、鄧石如、鐵保、梁同書、王芑孫等人為鮑家揮毫作書，撰書撰記，甚至“為鮑家作書甚夥”。請問凌利中等人，他們中間哪個人不是乾嘉之人，這可說是鮮有齒及嗎？你們的自相矛盾要鬧到什么時候？鮑氏后人讀了你們的文章會有何感？寫到這里，我想起了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看完凌利中等人第一篇文章后說的一句話：別寫文章，這樣的文章不值得反駁。我先后寫了三篇拙文，的確有不想再寫之感，我想同道們應該都有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