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董必武（中）在武漢

　　1939年1月31日，侵華日軍向吳佩孚施加壓力，并在吳的寓所北京什錦花園舉行記者招待會，130多名中外記者出席。在此之前，吳佩孚受到了來自抗戰陣營及各方愛國人士的多次警告，加深了對“落水”的顧慮，再加上日軍不顧一切地采取強迫措施，更使之惱火，于是在記者招待會上，吳佩孚甩開日軍擬就的講稿，發表講話，向眾人明確表示自己的心意。本文分析了吳佩孚“講話”的兩個版本，并引用了董必武對吳佩孚“講話”的分析和評論。

　　1939年1月31日，侵華日軍向吳佩孚施加壓力，并在吳的寓所北京什錦花園舉行記者招待會。

　　吳佩孚“講話”的內容和含義，如今受到史學界普遍的關注，也引起了一些爭論。吳佩孚這個發言如今有兩個截然不同的版本。第一個版本這樣寫道：吳佩孚當著中外記者宣布中日要實現和平，必須有三個先決條件：一、日本無條件的全面撤兵；二、中華民國應保持領土和主權的完整；三、日本應以在重慶的國民政府為全面議和的交涉對象。

　　需要指出的是，這條沒有注明出處的“史料”見諸許多文章，且這里說的所謂吳佩孚談話的第三個條件“日本應以在重慶的國民政府為全面議和的交涉對象”，顯然是針對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的第一次聲明。1938年1月16日，近衛發表聲明稱蔣介石如不接受議和條件，日本將“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另建“與日本提攜之新政府”。

　　在記者招待會召開不久的1939年2月5日，董必武撰寫題為《日寇企圖搬演新傀儡》的文章，其中寫道：“誘降既敗，近數日敵人又在廣播中大吹大擂宣傳吳佩孚主張和平，出任所謂‘綏靖委員長’職。吳于一月三十一日招待新聞記者，雖其口述與日寇制就之談話稿不同，但亦未公開否認有主張和平之通電。其態度之曖昧，大約系環境使然。這種狀態，不會長此保持下去。前途所屆，不外兩個歸宿：或者吳佩孚發揮其固有的精神，頑強不屈，棄所謂‘綏靖委員長’的偽職于不顧；抑或者吳氏甘為傀儡，聽日寇搬演出場。這在最近的將來，可見分曉。國人所殷殷屬望于吳氏的，自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董必武還寫道：“國人所希望于吳佩孚的，不過是自全晚節，不要被日寇所利用，來與抗戰的政府與愛國的人民為敵……國人不是望他積極地干什么，而只是望他消極地不干什么。即不做日寇的傀儡。”

　　第二個版本是這樣寫的：在記者招待會上，吳佩孚講：“余受‘和平救國會’之推薦，組織綏靖委員會著手準備建立政府機關以實現和平。第一階段當先編成作為其骨干之軍隊，為此，余打算首先使華北游擊隊歸順。若在華北鞏固了地盤，則可在日華之間實行武力調停，解決事變。因為武力調停，余在國內戰爭中已有數次經驗，所以對此是有自信的。”吳佩孚還提出了“出山”的條件:一要有實地以便訓練人員;二要有實權以便指揮裕如;三要有實力以便推行政策。在這三項內容中他特別強調要有“實權”，視之為一切之基礎。吳佩孚說:“實權這個問題是最要緊的，也可以說是先決條件，日本，一日不肯讓出主權則余一日不能出山，把握住主權之日，即余出山之日。”

　　抗日戰爭時期，吳佩孚屬于所謂“主和派”陣營。他在致汪精衛函中寫道：“故自盧溝橋變起，兀坐故都，本所信念，日以啟導和平為事。”1938年8月開始，“土肥原機關”派出少將大迫通貞來到北平，正式對吳佩孚開展勸降工作。吳佩孚提出的條件主要有兩點，一是他可以“出山”;二是必須由他組織一支軍隊和一個政府。他還說:“事變若由余來調停，大概可望得解決，如果舉國輿論寄希望于余，余則可任此勞。但是，在調停之前，余須先行培植勢力，足以迫使重慶政府接受調停。為此，余思招撫華北之土匪。如余發布命令，各支土匪部隊將會立即匯合，如此，就易于培養軍政勢力。作為軍、政勢力之骨干的軍隊一旦建立，即可組織政府，擴大行政區域，取消臨時政府。若蔣介石不聽調停，則可把新政府之行政區域，擴至重慶，以解決事變。”

　　如果將吳佩孚的兩個講話進行比較，可以發現兩者基本相同：都同意“出山”，都提出由他出面“調停”，都提出要掌握實權。

　　吳佩孚特別強調要掌握“實權”，甚至說：“日本一日不肯讓出主權則余一日不能出山，把握住主權之日，即余出山之日。”

　　在第二個版本里，吳佩孚還有幾句話：“第一階段當先編成作為其骨干之軍隊，為此，余打算首先使華北游擊隊歸順。若在華北鞏固了地盤，則可在日華之間實行武力調停，解決事變。因為武力調停，余在國內戰爭中已有數次經驗，所以對此是有自信的。”可當時的情況是：吳佩孚既無人也無槍，“光桿司令”一個。對此，董必武一針見血地指出：“吳佩孚是一個極端頑固守舊的人，落后于時代的要求很遠。他自視很高又常不滿意于現狀，且不甘寂寞，所處的環境更是惡勢不堪。處在日寇直接統治之下，漢奸的影響，左右失勢官僚及群小的包圍，怎能放得過這樣一位赫赫有名待時而動的老軍人呢?”

　　董必武還指出：“只要一上日寇的圈套，便成為它的新傀儡，假如他要求練兵，日寇在某種條件下一定可以允許他練兵，但練出兵來裝備須仰給于日寇，那不是更便利于日寇以華制華毒計的實現么?那時吳將不是舊的中國的吳佩孚，而是以新的民族敗類的姿態出現。又如要日寇交出政權，日寇同樣可以答應。要日寇武裝維持秩序的政權，那不是別種政權，正是傀儡政權，這樣的政權，在日寇侵占區域內俯拾即是，如偽滿、偽‘蒙疆政府’、‘上海偽大道政府’、‘北平偽臨時政府’、‘南京偽維新政府’以及各地方的偽‘維持會’等，真是指不勝屈。”文章最后，董必武嚴正指出:“目前抗日的都是友人，附逆的都是仇敵，不管他過去的歷史如何，凡甘心借日寇利用來阻礙抗戰者，都一定為國人所反對。”

　　據記載，吳佩孚最終頂住了日偽的壓力，拒絕出任偽職。1939年12月4日，吳佩孚患牙病高燒不退，日特頭子川本會同大漢奸齊燮元攜日本軍醫前來強行“治療”，吳在牙醫刀下當場身亡，時年65歲。吳佩孚去世后，國民黨政府追認為陸軍一級上將。當時駐重慶的中共元老董必武發表談話說：吳佩孚雖然也是一個軍閥，但有兩點卻和其他的軍閥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國歷史上偉大的人物是關、岳，他在失敗時，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他在失勢時還能自踐前言，這是許多人都稱道他的事實。第二，吳氏做官數十年，統治過幾省的地盤，帶領過幾十萬大兵，他沒有私蓄，也沒置田產，有清廉名，比起當時的那些軍閥腰纏千百萬，總算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