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受賄或者貪污后,贓款用于公務開支或者公益性開支,能不能不作為犯罪處理,實踐中還存在爭議。

　　今年59歲的深圳市政協原副主席黃志光,此前一審被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定受賄錢物300萬余元并非法持有獵槍等7支制式槍支,被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4年,并處罰金50萬元。后廣州市人民檢察院認為,黃志光曾收受一筆百萬元賄款后捐往寺院,該筆款項也應構成受賄,但法院未予認定,遂提出抗訴。6月10日上午,該案在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開庭(6月11日《新快報》)。

　　有關受賄或者貪污后,贓款用于公務開支或者公益性開支,能不能不作為犯罪處理,實踐中還存在爭議。在湖南還曾經出現過兩種截然不同的判決:一是湖南省新田縣教育局局長文建茂受賄案,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文建茂的捐贈款可以抵扣受賄款,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二是臨湘市副市長余斌受賄案,余斌在庭審中提出,他所收受的財物中近15萬元已被用于扶貧幫困、社會贊助,但法院認為,因余斌收受賄賂的行為已實施完畢,其贓款去向不影響受賄罪的構成,故余斌提出其所受財物中用于公務部分不應認作受賄數額的觀點法院不予采納,但可作量刑情節予以考慮。

　　正因為贓款去向能否影響定罪不明確,導致實踐中某些貪官一旦被查處,就拿出許多單據來表明贓款已用于公務開支或者公益性開支、捐贈等。其實,所謂的贓款去向影響定罪,在法理上解釋不通,實踐中也容易造成混亂,是不可取的。

　　首先,從刑法理論上講,無論是貪污還是受賄,一旦采取各種手法侵占了公款或者收受了賄賂,犯罪就已經既遂,贓款用到哪里并不影響犯罪構成。

　　其次,這種說法給打擊犯罪制造了不少困難。實踐中,貪官一旦被查,他們就拿出許多公務開支或者公益性開支單據,這些開支可能是官員本人自己的開支,也可能是將來可以在單位出賬的開支,他們也拿出來混淆視聽;甚至有些貪官還拿出在貪污、受賄前的公務開支或者公益性開支證明,稱貪污、受賄是彌補這些開支所為。如此,給查案制造阻力。

　　再次,即便貪官將貪污、受賄的錢真用于公務開支或者公益性開支,如果都可以不作為犯罪處理,那事實上就是在鼓勵官員們用不正當手段來達到所謂正當的目的,鼓勵他們用不法手段侵占公款或者收取他人錢財來捐贈或者公務開支,這無形中讓公務開支逃避財政監管,“三公”經費膨脹,也讓所謂的公益性捐贈來源不明。

　　回到黃志光收受一筆百萬元賄款后捐往寺院的事來說,雖然黃辯稱,這錢先前他并沒有開封,只是到了寺院時才開封,才知道紙箱中有一百萬元。但是,既然這是行賄人送的,而且捐贈是以黃本人名義捐贈給寺院的,那么,就只能認定為黃接受了贓款再捐贈,這種贓款的去向不影響犯罪構成,但捐贈的行為可以作為量刑情節考慮。

　　當然,一味地將贓款用于公務開支或者公益性開支都作為犯罪處理,恐怕也不妥當。實踐中,確實有一些人在接受他人財物后,礙于種種情形,無法退回財物,又不方便交給紀委,這時如果他公開了財物的來源,且用于公務開支或者公益性開支,這反映了他主觀上沒有收受財物的意圖,可以不認定為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一位負責人就認為,非法收受財物后又將該財物用于公務或者公益性開支,不能一概而論,只有被告人將財物用于公務活動中時,公開了此筆財物的來源或者性質,才可以不以犯罪論處,如果被告人收受財物后用于公務或者公益性支出未予以公開的,只能作為量刑情節從輕處理,而不能不追究刑事責任。文建茂受賄案,經檢察機關抗訴后,法院再審認為,檢察機關原指控的109300元受賄款中有31000元用于公務開支和捐贈屬實,因該款處于文建茂個人控制后,其用于償還單位債務和捐贈系個人行為,該款項的來源和性質并未公開,局財務室無收支記錄,違反財務制度,不能沖減其受賄金額,但可作為從輕情節予以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