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19歲的“問題少女”玲玲，被緊緊包裹在一張張充滿誘惑和逼迫的“網”里。

　　這個正值花季的河南女孩，很早便輟學了，開始沉浸在互聯網中。她的母親早已離異，忙于事業無暇照顧孩子，心里想著：總得找個能管得住她的地方。

　　母親將目光投向鄭州搏強新觀念生活培訓學校——這所自詡為“問題少年中原教育第一品牌”的學校，或許是讓孩子改頭換面的“理想天堂”。

　　4月6日，學校專程派車，從河南新鄉的家中把玲玲接走。42天后，玲玲的母親在鄭州一家醫院的太平間里，見到了不再頑皮、安安靜靜的孩子。

　　滿身淤血和青腫的玲玲，死在裝著安全防護網的學校宿舍里。

　　這所坐落在鄭州南四環外的學校，在宣傳材料中號稱善于運用和諧賞識教育、心靈溝通式教育，來改善孩子的思維和行為習慣，“已成功轉化3826名問題少年”。

　　“在這里，孩子沒有單獨行動的機會，哪怕上廁所也得打報告，在教官的陪同下才能前往。”學校的一位招生負責人告訴一名記者喬裝的“家長”，語氣里帶著自信和炫耀。

　　如他所言，學校里的50多個學生，如同被囚禁在牢籠中的困獸，“跑沒有機會，翻墻都沒有機會”。他們被教官、老師、保安，連同從內到外的三道門所編織的一張“大網”嚴嚴實實地囚在學校內。

　　玲玲就是因為試圖沖破這張“網”，遭到學校老師的虐待和體罰——校方用的詞是“加訓”。5月19日晚上，她被強行要求訓練“前倒(地)”和“后倒(地)”，到后面，幾名教官拉著玲玲的胳膊和腿將她高高抬起，背部朝下，猛地摔在水泥地上。

　　一同“訓練”的另一名女孩欣欣，清晰地聽見了自己脖子扭斷的聲音——寰樞關節半脫位、頸髓損傷、頭部外傷。

　　兩個孩子向老師跪地求饒，卻換回“摔不死接著摔”的回應。3個小時后，玲玲開始吐血，凄厲的哭喊聲也漸漸消失。“他們說她裝死，使勁跺她，還往她嘴里灌水。”欣欣回憶道。看玲玲怎么踢打也不醒來，她才被拖回宿舍。而欣欣，靠割破自己的手腕，才換來被送往醫院救治的機會。

　　兩個花季少女一死一傷，在搏強，并未掀起一絲漣漪。“咱們學校現在教學啥的都還正常著呢，影響不太大。”一位段姓副校長平靜地說，“因為咱們學校是個特殊學校，這都很正常。”此事在所謂的“同學”眼里，不過也就一句話：都過去了，沒事了。

　　而他們，也遭受著同樣的“待遇”。玲玲去世后，她的母親曾去過搏強學校，許多學生從窗戶防護網中扔出求救紙條，上面寫著：“救救我”、“我想回家”、“我害怕”、“別給老師說”、“出去后報答”……后面還附著電話號碼。有的孩子寫上自己名字，之后又重重地涂掉。

　　互聯網世界并沒有奪走玲玲的性命，她卻死在搏強學校所編織的這張幾乎密不透風的網里。而這一幕似曾相識。2009年8月，廣西南寧少年鄧森山，在參加“戒斷網癮”的訓練營時被毆打致死；2010年，一名烏魯木齊17歲少女因逃避戒網癮，試圖逃跑，墜樓身亡。

　　事實上，早在2009年，原衛生部發布的《未成年人健康上網指導征求意見稿》中，就曾明確否定了“網絡成癮”這一說法，并明確表示，對于網絡使用不當行為的干預，絕不是中斷或終止其上網行為，且嚴格禁止限制人身自由的干預方法，嚴禁體罰。

　　但問題是，目前全國300多家以“幫助戒斷網癮”為主業的培訓機構，究竟該由誰來管呢？衛生部門還是教育部門？

　　當網癮的界定、管理職責的劃分這些不明確的問題帶來諸多困惑的空當，我們看到，在玲玲死后的半個多月里，搏強學校的招生辦公室，掛著鄭州市教育局頒發的“民辦教育合法辦學單位”的牌匾、掛滿署著家長名字的感謝信和錦旗，一如既往地接待“走投無路”的家長，訓練被認為“需要治療”的學生。

　　當年鄧森山的死，其父曾說過這么一句話：希望我兒子以生命為代價，能喚醒社會的重視。玲玲的被虐致死，給鄧父留下一個冰冷的否定回應。

　　如果，父母們再多關心孩子一點，政府部門把關再嚴格一點，學校能夠更加人性一點，原衛生部的意見能夠真正落實，那么，這張密不透風的“網”或許能給所謂的“問題少年”們多一絲喘息的機會。

　　但是，這個世界上并沒有那么多的如果。玲玲年輕的生命已經消逝在搏強學校所編織的“網”里，而更多的所謂“問題少年”怎么在一個更大的“網”中逃脫出來，依然是一個問題。宣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