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于人民政協報2014年6月25日，記者杜軍玲、朱婷。

　　24日，在中國政協文史館舉行了一場獨特的集體采訪。接受采訪的，是曾持續參與推動大運河、絲綢之路申遺工作的多位全國政協委員。他們不單是一起分享申遺成功的喜悅，更期待著，在政協這個舞臺，能發出更多保護文化遺產的聲音。

　　22日，在卡塔爾多哈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8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國大運河項目和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跨國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項目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第32項和第33項世界文化遺產。那天，已是半夜時分，全國政協常委韋建樺還收到了揚州老鄉打來的開心的電話。而韋建樺的開心，比古運河、古邗溝邊長大的同鄉更要多一層含義：作為全國政協常委，他多次參與全國政協關于大運河、絲綢之路保護和申遺的調研活動。申遺成功，他是見證者，是親歷者。

　　一場持續8年的關注

　　24日，中國政協文史館7層的會議室，當韋建樺和張廷皓、劉慶柱、舒乙等數位長期關注、參與推動大運河、絲綢之路申遺的老委員們共聚一堂，大家的喜悅溢于言表。而欣喜之余，大家共同憶起了一位故人，第六、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文物保護事業元老——羅哲文先生。在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卞晉平的提議下，大家共同默哀，告慰老人。

　　羅哲文是我國古建筑學家，被稱為“長城保護之父”，幾位委員都記得，當年羅老以80多歲高齡，仍跟著全國政協大運河調研組赴各地考察。

　　“2006年，十屆政協兩會期間，羅老專門跑到會上找到我說，想請你寫個政協提案，呼吁大運河申遺。”第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舒乙回憶，羅老當年其實在提長城保護的時候，就醞釀提大運河保護，但陰差陽錯，竟耽擱下來。而羅哲文和幾位業內人士一致認為，大運河保護意義非凡，應該正式向國家提出來，于是想到了政協這個渠道。

　　舒乙沒有讓羅老失望。那一年，他不僅寫了提案，還在會上找到了50多位委員聯名。“按照有關章程，50位以上委員聯名，就上升為政協重要提案了。”沒有讓羅老失望的，還有政協組織和更多的政協委員們。

　　2006年5月12日,北京城細雨霏霏。由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牽頭組織的京杭大運河保護與申遺考察活動在首都博物館舉行了啟動儀式。隨后，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陳奎元帶領數十位全國政協委員和來自文物、歷史、考古、水利、建設、規劃、南水北調工程等各領域的專家學者60多人開始了對京杭大運河的考察，就此開啟了一場持續8年、跨三屆政協、凝聚了幾十位全國政協委員和專家關注與智慧的保護和申遺旅程。

　　2006年，考察團行程2500多公里，實地調查了運河沿線18個城市和30余個縣區；2007年，40人的全國政協考察團對河南、安徽境內的隋唐大運河沿線8個城市、30多處遺址、遺跡進行了為期9天的調研；2008年，數十位政協委員和專家學者分為三個組，分赴山東、江蘇、浙江運河沿線城市調研；2012年，全國政協為推動大運河保護與申遺，再次開展跟蹤調研，4月至6月，先后實地考察了大運河沿線的22個省轄市、29個縣的35處運河遺產點和16段河道……

　　而每一次馬不停蹄的奔波后，委員們都會運用提案、調研報告、大會發言等多種形式，為大運河保護與申遺建言獻策。委員們呼吁明確地方政府責任，科學處理保護與發展關系；呼吁加強社會宣傳，讓更多的人了解大運河的歷史和價值；呼吁建立更加有效的工作協調機制……在委員們持續呼吁和建議中，不同部門、不同地域、不同行業的智慧和力量不斷凝聚，不僅在社會上掀起了空前高漲的大運河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熱潮，更是提高了社會公眾對大運河保護和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的認識和關注。2006年底，大運河列入重新設定的《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2007年9月，中國大運河聯合申遺辦公室在揚州成立，運河沿線8個省、直轄市的35個城市加入大運河保護與申遺城市聯盟；運河沿線各省、直轄市先后成立了大運河保護申遺工作領導小組……

　　用卞晉平的話說，推動大運河申遺，8年里，委員們講“大話”，講“小話”，唯獨沒有講“空話”。“大話”涉及申遺工作推進的法規建設、規劃等，“小話”則事關申遺的每一個技術細節。正是這“大話”和“小話”，一步步給予了大運河保護和申遺最實在的推動。

　　為什么是政協

　　對大運河的關注，持續8年，跨越三屆政協。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原院長、中國文物學會大運河專業委員會會長張廷皓引用《尚書·大禹謨》中的一句話來概括：“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他說，這8年，全國政協就是始終抓住大運河保護與申遺這個題目，做到精到之極。但為什么是政協？

　　此次大運河申報的系列遺產分別選取了各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遺產點，包括河道遺產27段，總長度1011公里，相關遺產共計58處，分布在2個直轄市、6個省、25個地級市。正因為如此，韋建樺說，大運河8年保護和申遺歷程，最困難的事情，不是知識儲備的不足，不是資料收集的困難，也不是籌集資金，而在于難以形成共識。“當時各有關部門、各個地方，對大運河的保護、申遺和利用持有歧見，缺乏共識。怎么辦？靠領導下命令？不行！靠政府發文件？不行。上下、左右、各界，正是政協發揮溝通、聯絡和協調的作用，逐步凝聚了大家的共識。”韋建樺說，政協克服各種不利因素，做了各部門不能做的事情。這是因為，全國政協凝聚一批專家，大家集思廣益，形成遠見卓識。而委員們的使命感和鍥而不舍的精神，以潤物無聲的方式，推動了各方各界達成共識。他說，這也正體現了政協在中國民主政治中的獨特而重要的作用。

　　2006年，時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的卞晉平開始分管文史工作，參與了全國政協委員大運河保護和申遺調研的整個過程。他非常認同韋建樺的看法。在他看來，政協獻策不決策，監督不代庖，之所以能做好這件事情，正是因為全國政協凝聚了一批文物專家委員。委員們從聯合提案開始，通過兩會召開記者會向外發布新聞，通過舉辦論壇、督促檢查等，逐步使沿線的幾十個城市在大運河申遺上形成共識。

　　卞晉平記得，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長劉慶柱在揚州調研期間，還曾說了一番很“尖銳”的話：“運河是祖宗留下來的，不可以再生的。該保的一定要保，讓不是給文物局讓，是給國家讓，給祖宗和子孫讓。有時候為了保護文物，我們就得犧牲一點自己的發展。沒有文化，沒有歷史，人和動物沒有區別。要有敬畏之心。”但就是這樣的“尖銳”的話，因為出自超越部門利益、地方利益的政協委員之口，反而成了申遺推動進程中的“潤滑劑”。

　　在大運河、絲綢之路的申遺調研中，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扮演了重要的組織者角色。卞晉平說，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就是要發揮自己專家團隊的優勢，選好角度，把促進文化事業的發展作為自己的工作重點,在大規?，F代化進程中，努力去保留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足跡。

　　“疼愛和思考”仍在繼續

　　因為羅哲文老先生的緣故和大運河結緣后，舒乙曾先后四次參加全國政協調研，考察京杭大運河，他將自己的所見所思整理成了一本帶著情感與溫度的書———《疼愛和思考———一個政協委員的大運河四次考察親歷記》。而這場“疼愛和思考”，對委員們來說，仍在繼續。

　　正如舒乙所說，“運河是活的。活的，有兩個含義。一是說它的功能并未喪失，現在仍在發揮作用；二是說它還在發展，是一個既有過去，又有現在，還有未來的活物。”“活態”文化遺產是大運河遺產的顯著特征。至今山東濟寧以南的部分仍在通航，在交通運輸中發揮著無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他一些河道轉變成為景觀河、灌溉河、排澇河，在當代社會的方方面面也發揮著重要作用。“活態”、發展的大運河，必然需要持續的關注。

　　申遺成功后，委員們還有個“心事”，那就是申遺后，運河還有更多的河段需要持續的治理。

　　大運河“申遺成功不是終點，而是個新的起點”。劉慶柱說，未來應強化協作機制，加強管理，協調好大運河在歷史文化價值保留、旅游景觀利用以及運輸功能使用三者間的關系。

　　對于大運河申遺成功，無論舒乙、劉慶柱還是張廷皓，都特別看重一點：打通中國南北的大運河，曾對打造中華民族的內凝聚力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承載著中華“國家一統”的文化基因，借助申遺成功，應該讓更多的人認識古老的大運河在我國歷史發展上扮演的角色，了解今天保護大運河的意義何在。

　　大運河申遺成功當晚，韋建樺接過老鄉的電話，就不由開始思考，如何更好地保護大運河？

　　“申遺成功并不是最終目的。但申遺成功確實為研究、宣傳和保護、利用大運河提供了有利條件和巨大動力，應當充分利用這個契機。”韋建樺認真地寫下了幾條思考。首先，應要求運河沿線各級政府進一步完善、落實全面維護和妥善利用的措施，消除各種影響運河歷史風貌的弊端與隱患。其次，進一步深入開展大運河研究，集中歷史學、考古學、水力學、地質學、科技史、文化史和藝術史等領域專家學者，設置大運河編年史、大運河沿線城鎮變遷史、大運河與中國古代水利及科學技術、大運河歷史文化內涵、大運河文獻綜錄和古跡通考等課題，列入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另外，還應建立和完善促進大運河保護利用的專門機構。韋建樺說，申遺過程中，國家文物局專門成立了“大運河聯合申遺世界文化遺產辦公室”，并責成江蘇揚州市作為牽頭單位承擔辦公室具體工作。“目前，這個辦公室已經完成申遺階段的工作，并在這個過程中培養了人才，積累了經驗，建議保留整個機構，讓它承擔起大運河聯合保護、管理、監督和宣傳的職能，以保證各項工作統籌協調、有效推進。”

　　張廷皓說，申遺成功了，只是取得了一個階段性的成果。“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因為大運河涉及幾十個地方政府和各個部門，保護難度之大，在我國現有47項文化遺產中是最大的。”張廷皓說，這個“活態”遺產，還保持著運輸和輸水等現實功能，要探索符合運河實際的保護和利用的理念和方法，要防止對大運河珍貴遺產的濫用。在呼吁加大有關大運河的基礎性研究之外，他還希望，根據依法治國的理念，現有文化部頒發的大運河遺產保護管理辦法，能逐漸上升為更具法律約束力的條例。

　　作為一名往屆的政協委員，舒乙對于政協這個平臺的認同沒有一絲更改。他說，大運河“申遺僅僅是開始，不是結束”，而且政協發揮作用還“遠沒完”。他說，大運河那些沒有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河段，地方政府還急需委員們提供建設性的建議，還需要借助“政協委員說話的權利”，把保護工作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