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老人講述日本受降過程：岡村寧次手直發抖

　　快報頭版刊發了1945年9月9日侵華日軍在南京向中國簽署投降書時的一張照片，引起諸多讀者關注。然而令人幾乎難以置信的是，照片上的一位中國軍官，當年站在何應欽身后的年輕人，如今就生活在南京。

　　昨日下午，記者見到了83歲的王楚英先生。這位當年國民黨新六軍第14軍司令部的少校作戰科長，今已滿頭華發。但老人精神矍鑠，思維敏捷，對自己從14歲開始的征戰歷程一

　　一道來，猶在昨日。

　　“最早的日軍投降儀式，其實是在芷江舉行的。整個過程我都參與了，每個細節發生的時間，我可以精確到分鐘。”

　　【投筆從戎】14歲當上娃娃排長

　　“上課時聽老師講到盧溝橋事變，我們氣憤不已。放學以后，我就直接報名參軍，上了戰場。”那一年，王楚英14歲。

　　1937年8月22日，王楚英隨部隊到達上海南翔車站。當時張治中已經發起四次進攻，旅長黃梅興已經犧牲。“村莊、城市被炸得不成樣子。淞滬抗戰中，我主要在羅店參加戰爭，總共發起四次戰斗，兩次占領，兩次失守。第一次見如此慘烈的情形，我很緊張，手腳都發抖，可看身邊的首長們冒著槍林彈雨從容鎮定，我很羞愧，后來就不顧生死了。”

　　羅店激戰中，特務排排長周大鵬中彈犧牲。王楚英奉命代理排長繼續作戰。這是他第一次指揮作戰。“我們炸毀了敵人兩輛裝甲車，消滅50多個日軍。但我們也犧牲了10多人。”此次戰后，王楚英被14軍軍長羅卓英稱為“不怕死、會打仗的娃娃排長”。

　　嶄露頭角的王楚英從此不斷受到提拔任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王楚英被軍委會駐滇參謀團長林蔚選為機要參謀，并協助參謀處少將副處長侯騰工作。后奉命組建華僑抗日志愿隊并任指揮官，1942年1月13日，志愿隊在緬甸帕羅士設伏，打死來犯鬼子28人，這是中國軍隊在緬甸抗日的第一戰。

　　1943年3月，史迪威來緬，調19歲的王楚英當他的聯絡參謀兼警衛隊長。至1944年10月，因史迪威與蔣介石不和，王楚英被召回國，調任新六軍第14師司令部作戰科長。

　　“1945年8月15日，是我永生難忘的日子。當時我正在昆明接受美軍參謀指揮學校的訓練，軍長廖耀湘急電召我由昆明飛到湖南芷江，說要隨副軍長舒適存參加“中國陸總”前進指揮所，到南京從事對日軍的受降工作。能夠親眼見證我們的民族收回勝利果實，這太難得了！”如今提及，王楚英仍掩飾不住興奮。

　　【芷江洽降】投降命令讀了77分鐘

　　“很多人只知道南京受降，卻不知道芷江洽降。作為警衛負責人，我見證了洽降的整個過程。”

　　“中國陸總”決定了駐華日軍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到芷江來受領日本投降事宜后，王楚英于8月17日由昆明飛回湖南芷江新六軍軍部。“至18日，蕭毅肅率主要人員也到達芷江，我隨廖耀湘、舒適存等人在機場接待，并安排駐地和警衛通信事宜。”

　　18日，蔣介石以發布命令的形式賦予“中國陸總”司令何應欽在芷江受降的12項任務。其中第3項為：“對中國戰區內敵軍最高指揮官發布一切命令。”

　　8月20日，日軍派遣軍副參謀長今井武夫一行8人的住所被安置在機場北面的小山旁。8月21日，何應欽率“中國陸總”全部人員到達芷江，并于當天下午舉行了洽降儀式。“主要是何應欽宣讀投降命令，整個過程歷時1小時17分鐘。”

　　下午3時20分，新六軍政治部副主任陳祖貽少將帶著今井來到洽降會場。木質的大廳長約20米，寬約8米，右邊掛著孫中山先生的半身像與國民黨黨旗，兩邊貼著先生的遺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幾張桌子排成弧形，鋪著白桌布，有如法庭的審判臺。對面有另一張小桌子與四把黑椅提供給投降代表。而新聞記者已早早等候在會談廳的另一端了。

　　“現場所有人都盯著今井他們脫帽入室，他們獲準佩帶軍刀，但4人走過空位時，均對蕭毅肅深深鞠躬，然后肅然默立。蕭讓他們坐下，開始介紹自己與其他代表，然后查詢今井等人的身份，驗明之后，洽降才算正式開始。”

　　自8月21日至南京談判正式開始之前，‘中國陸總’通過今井武夫給岡村寧次相繼發布了23份備忘錄。

　　【準備受降】整個過程緊張而幸福

　　芷江洽降結束后，王楚英等人又緊急投入到南京受降的準備工作中去。“整個過程緊張而幸福，從戰火中走過來，還能親身經歷如此重大的歷史時刻，對我來說太幸福了。”

　　8月27日上午9時，王楚英一行分乘7架飛機由芷江機場起飛。14時，飛機在南京大校場機場陸續著陸。“當我乘坐的飛機在南京上空盤旋時，我憑機窗俯瞰南京全城，山河雖然依舊，景物卻甚凋敝。不盡的長江水依然滾滾東去，卻不見懸掛中國旗幟的船艦；中山先生的陵墓也很冷落。這片在日軍鐵蹄踐踏下滿目瘡痍的土地讓我感慨萬千。幸好孫桐崗上校已經在機場塔樓升起了迎風招展的國旗，讓我一下子自豪起來。”老人講到此，把身體挺得板直。

　　“我們一下飛機，附近正在忙活的農民丟下農具，舞著毛巾草帽從四面跑來，沖過機場外壕，把泥水濺到了我們身上。大家南腔北調地含淚敘談，每個人的表情都一樣，不知是笑還是哭。”

　　布置受降的會場，也是一項繁重的任務。至9月9日一早，由黃埔路口到中央軍校禮堂門前，沿柏油路兩旁每隔50米就豎一根漆著藍白紅三色條紋的旗桿，上懸聯合國旗。旗桿旁并排著新六軍的武裝士兵與憲兵，他們頭戴鋼盔，腳蹬皮鞋，身著筆挺的制服，戴白色手套持沖鋒槍莊嚴挺立。黃埔路口有一座以松柏枝葉扎成的高大牌樓，上綴“綠色和平”四個金字。中央軍校門外牌坊頂端則嵌著一個巨大的紅色“V”字，象征著勝利。其下方貼有一行金字：中國戰區日本投降簽字典禮會場。

　　禮堂四周也彩飾如新，正門與其他出入口均有新六軍戰士與憲兵把守，禮堂正門上懸中、美、英、蘇等國國旗。堂內圓柱與廊柱上，也繞以藍白紅三色布條，并插中美英蘇的小型國旗與聯合國旗。面對正門的墻壁上，掛著孫中山先生遺像與國民黨黨旗、國旗。禮堂正中則以淡藍色布攔圍成“匚”形狀，在中山先生像兩方分設規格不等的桌椅，供受降方與投降方代表落座。

　　那一天，王楚英很早就到了會場。“從7點到8點，我帶著美軍工兵專家一道檢查了3次。之后我又檢查了東西兩邊的休息室，東邊是我方休息室，西邊是岡村寧次的休息室。8點52分，懸掛在受降席和投降席上方的4個大型水銀燈突然放光，何應欽在全場矚目中緩步進入，全場迅速肅立致敬，攝影記者搶著拍照，大廳里頓時活躍起來。”

　　【簽字儀式】岡村的手一直在發抖

　　8時58分，由軍訓次長王俊中將引導日本投降代表駐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大將及小林淺三郎等7人，自大禮堂正門步入會場。他們成縱隊走進布欄后排成橫隊，岡村居中，一齊向何應欽脫帽鞠躬致敬，何欠身示答。

　　“按照事先的約定，日方7人中只有岡村一人可以將帽子放在桌上，其他人則只能放在自己膝上，而中方所有代表均將帽子放在桌上。從照片上也可以發現這一點。”老人指著照片給記者看，“不過我也注意到，一向狂妄傲慢的岡村那天從踏進大門開始，他的心肯定就在滴血。他一直低著頭，哭喪著臉。”

　　此后每分每秒里發生的細節，深深烙進了王楚英腦海。“那天我負責場內場外的警衛工作，就站在何應欽的左后方，離他約有3米遠。所以受降會場的一切盡收眼底。”

　　“9：04,岡村寧次把日本政府出具的簽降代表證書給何應欽看，以證明他的身份。9：05至9：06,何應欽將日本投降書中日文本各一份，交蕭毅肅持交岡村簽字蓋章。岡村雙手接過，低頭展閱。小林則在一邊替其研墨。岡村閱畢，取筆欲蘸墨，卻盯著毛筆怔了起來，手也顫抖起來。后來可能是為了掩飾緊張，他順手捏下了筆頭的幾根羊毫。簽名后，他伸出雙手解上衣右上側口袋的扣子，解了半天，取出方章來，如舉千鈞，蘸了紅色的印泥，終于抖抖索索地蓋到了投降書上。”

　　此時是1945年9月9日9時7分，“小林將降書呈交何應欽，桌子較大，小林太矮，何應欽只好站起來接過降書。何審閱后一一簽名蓋章，舉起來又看了一下。這時我一眼瞟到投降書的兩個鮮紅的印章，其中何應欽的那個方正正，而岡村的印章則蓋歪了。恰值此時，岡村起身肅立向何點頭示意。當時我就想，岡村這一點頭，不單是代表日本政府向中國人民道歉，同時可能也在為他把章蓋歪了而道歉吧！”王楚英注意到，此時時鐘指向9時9分。

　　領過一份日文版的降書后，何應欽將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的第一號令交給岡村。岡村展閱后，即簽署命令受領證，交小林淺三郎呈送何應欽。“這第一號令的內容，是要求侵華日軍總司令部自簽降時刻起，就更改為日本官兵善后聯絡總部，由岡村任部長，全國16個受降區各設分部。”

　　至9時15分，手續完畢，何應欽令岡村等退席。歷時15分鐘的中國戰區120余萬日軍投降簽字儀式，至此全部結束。何應欽發表即席講話，由鮑靜安用英語譯述直播至全世界。略云：“敬告全國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國戰區日本投降簽字儀式已于9日上午9時在南京順利完成，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有意義的一個日子，這是八年抗戰艱苦奮斗的結果，這對東亞及全世界人類和平與繁榮從此開始新的紀元。我們中國將走上和平建設大道，開創中華民族復興的偉業！”講話在雷鳴般的掌聲中結束。歷時八年的中國全民族抗日戰爭，至此勝利結束。(快報記者吳聰靈 實習生李夢雅)

　　王楚英

　　1923年出生于湖北黃梅，現任政協南京市委員會專員。

　　1937年，14歲的王楚英參軍抗日，后任排長。1938年升任18軍軍長黃維的警衛連長，旋調任軍委會駐滇參謀團團長林蔚的機要參謀。12月15日，隨中國印緬軍事代表侯騰入緬，奉命赴毛淡棉英17師任聯絡參謀，組織“華僑抗日志愿隊”任隊長。

　　1942年1月率隊在泰緬邊境伏擊日軍，三戰三捷，殲敵百余。3月被史迪威指名調任其聯系參謀兼警衛隊長，隨其征戰兩年余。1944年調任新六軍14師作戰科長。

　　1945年日本投降，隨冷欣到南京受降。后在14師任營長、師參謀主任、團長、師參謀長等職。

　　1952年考入臺灣國防大學受訓，1954年自香港起義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