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香港不會成為動亂之都

　　[ 從社會學角度來看，矛盾沖突也是解決問題的一種方法，將潛在問題暴露出來，雙方坦誠以待，有助于看清對方底線、擔憂和能力，有助于香港和內地同胞、香港和中央、建制派與反對派之間建立合適的關系 ]

　　劉兆佳，現任全國政協委員及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被香港傳媒親昵地稱為“佳叔”。

　　佳叔早年在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任教，言辭犀利，常于媒體發表言論，點評政府所作所為。秉承了中國學而優則仕的古風，佳叔一貫積極參政，1993年獲中央政府委任為港事顧問，2002年至2012年長達十年間歷任兩屆特區政府智囊首腦，即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職責之一便是協助特首起草編寫每年的施政報告。

　　加入政府后，劉兆佳表示，在集體負責制下，為維護政府的權威和政策，對自己設下“四不”政策：不在公開場合評論中央政策、不評論其他個別官員言論、不與政府唱對臺戲及不反對特區政府政策。

　　去年6月30日，佳叔任期屆滿，立即恢復敢言本色，未幾便發布新書《回歸十五年以來香港特區管治及新政權建設》，剖析回歸15年來特區政府面對的挑戰。而這次《第一財經日報》的采訪也圍繞這一話題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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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管治困難而非危機

　　第一財經日報：香港目前是否面臨著管治危機？

　　劉兆佳：現在很多問題其實一直都有，我之前在中央政策組十年也碰到一些摩擦，不過在我離開后這兩年的確很多矛盾激化了，而最近有關特首選舉的爭議又成為一個新的催化劑。

　　我不愿隨便用“危機”二字來形容，但回歸以來確實遇到了一些管治困難，體現在不同種類政治沖突的出現。這些沖突主要是非暴力的，言語之間的一些沖突或一些集體抗爭，例如立法會內反對派和建制派議員之間的摩擦，或者反對派和特區政府之間的一些摩擦。

　　但總體來說，對香港日常運作影響不大。若將香港這些所謂矛盾沖突與政局動蕩拿來與世界上其他地方相比，還算是一種比較平和的政治生態。

　　一路過來，香港人習慣了平靜的政治生活，不習慣沖突。香港人總體還是很注重穩定的，只容許沖突在一定范圍內發生。假如離開了言語間的沖突，變成一種具體的推撞，香港的保守心態便會抬頭，對這種行為進行約束。

　　香港反對派如今處境尷尬，不激烈抗爭沒法向對手施壓，若極端又失去社會同情，主流民意會反彈。

　　有實例為證，最近特首梁振英到立法會參加答問大會，有議員向他投擲玻璃(0, -1008.00, -100.00%)水杯，首先出來批評的是民主派，因為怕受連累，知道香港沒法接受這種行為。

　　再比如占中行動，問題是，香港人一直以為這只是政治游戲之一，沒產生什么危機感，但如今慢慢開始有人認真對待，社會上出現不同聲音，擔心會否影響香港社會穩定、與內地的關系，會否打擊投資者信心、沖擊人民日常生活，社會正在出現某種保守主義的反彈，主流民意出現某種保衛穩定的聲音。

　　香港具有自我調節能力

　　日報：各種矛盾激化會導致香港局勢不穩定嗎？

　　劉兆佳：雖然過去兩年各種矛盾激化，但我也不認為香港會出現嚴重動亂。

　　因為香港是個商業社會，人們大多很理性。社會上有些人因為不滿而有激烈言行，而激進聲音會通過某些媒體表達出來，借此發揮政治影響力。

　　這些激烈行動借助媒體烘托顯得風起云涌，但在現實中仍受到約束，因為整個社會還是比較保守，包括中央及特區政府、建制力量以及社會主流精英和求穩的保守民意的反動員力量正逐漸壯大。香港社會具有自我調節能力，不會成為動亂之都。

　　不太擔憂香港的發展

　　日報：在重重困難中，香港要如何突圍而出？

　　劉兆佳：我們還需要很長時間來建立一種恰當的中央和香港特區的關系，以及香港內部不同勢力之間的關系。回歸17年，只是很短的一段時間。

　　香港本身已經面臨各種問題，例如貧富懸殊等，而如今內地發展迅速，令香港備感失落，擔心競爭力下降，想要調整香港發展模式。

　　這種現象在世界范圍內并不少見，美日也都面臨同樣的困境。原本一直處于領先地位的國家和地區，突然面臨一些新興國家的挑戰，意識到尋找新出路的必要性。對過去的一套雖然越發沒有信心，但又不敢輕言放棄，怕新的社會經濟結構改變引起利益沖突而不敢輕言采納，以致出現混亂不安的狀況。

　　香港只能在各種限制中謀求出路，與中央建立恰當關系。恰當不代表很理想，而是現實中最可行的。建立起既能維護中央利益又能推動香港發展的特區政府，是雙方要妥協的方向。

　　特區政府要中央和香港都能接受，必須能把愛國與中間力量結合起來。

　　日報：用10分來評分，你對香港未來發展的信心有多少分？

　　劉兆佳：6分，我對香港未來發展持審慎樂觀的態度。

　　假如你回歸前在香港居住，現在的繁榮穩定已超乎當時想象，那時很多人惶惶不可終日。很多外國朋友來香港后，都覺得回歸后香港發展還不錯，基本維持穩定繁榮，與他們國家相比并不遜色。

　　剛回歸時很多香港人都喜出望外，但慢慢發現社會上又出現了很多問題。這種局面的出現恰恰說明這些人已大體上認可了一國兩制，所以開始有新期望，對很多事情覺得不滿意。

　　這反映一國兩制基本成功，香港人的最大擔憂已不存在，法治自由得到了保證?，F在人們關注的是新問題，例如國際競爭力、貧富懸殊等，這些問題在回歸前根本來不及擔憂，也不是重點。

　　我不太擔憂未來香港的發展，從社會學角度來看，矛盾沖突也是解決問題的一種方法，將潛在問題暴露出來，雙方坦誠以待，有助于看清對方底線、擔憂和能力，有助于香港和內地同胞、香港和中央、建制派與反對派之間建立合適的關系。這些嚴重矛盾的暴露可以是重整各方關系的契機，減少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