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雙周協商”開局至今，正是這么做的——小切口，大視野。這，不僅是雙周協商座談會選題的原則，也是全國政協工作履職創新的一個風向標。

　　全國政協9月11日下午在京召開雙周協商座談會，就民族地區城鎮化進程中的就業問題提出意見和建議。座談會氣氛熱烈，委員們和專家學者發言踴躍。俞正聲主席主持會議并不時插話詢問，與大家進行互動交流。

　　這是全國政協舉辦的第18次雙周協商座談會。一張圓桌、一個主題、開門見山、現場插話、動態交流，預約發言的每人8分鐘，即席發言的每人5分鐘。每次“雙周協商”都要超時，3個多小時看似很長，但真開起來是“既過癮也不過癮”———說真話實話過癮，話沒說夠還有點意猶未盡。

　　按照設計，每年將召開20次雙周協商座談會，每次會議大約邀請20位委員參與，一年下來就有400位，一屆下來就是2000位。可以說，委員參與人數和座談會召開的密度都不容小覷。

　　“不容小覷”的背后，委員們都渴望參與，有些委員渴望能多參與幾次。

　　“渴望”的背后信息量很大：“雙周協商”層次高，俞正聲主席每場必主持，即使時間沖突也調整參加，部委同志、專家、委員都參與其中，體現了真正的協商；視野寬，梳理已知的25個協商議題，覆蓋面甚廣，社會類10個、經濟類8個、生態類3個，其他類4個；角度巧，俞正聲主席要求，“題目小一點，討論的問題集中一點”；效果好，權威數據顯示，截至第16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全國政協已經報送了16份信息專報至中央有關部門，目前累計批示33次，最多的信息專報得到10次批示，最少的專報也有1次批示……

　　“信息量很大”的背后，折射出協商民主制度的魅力。黨的十八大正式確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十八屆三中全會則明確提出“增加協商密度，提高協商成效”的新要求。協商民主制度的確立，集中體現了黨中央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實踐創新、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在中國民主制度選擇上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

　　“三大創新”加上“三大自信”，勾勒出了“雙周協商”的制度優勢和實踐前景。

　　“雙周協商”有“前景”，也有“背景”。

　　如今的雙周協商座談會，發軔于64年前著名的“雙周座談會”。1950年4月，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聯合發起雙周座談會，參加人民政協的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推舉的代表及全國政協常委為主體參加。至1966年7月共舉行了114次。

　　俞正聲主席指出：“雙周座談會是人民政協的優良傳統”，“雙周協商座談會是對雙周座談會的繼承和創新。”

　　2013年9月18日，第十二屆全國政協第六次主席會議審議通過了《雙周協商座談會工作辦法（試行）》，意味著“雙周協商”這一形式的制度化與日常化。《辦法》規定，“雙周協商”一般每兩個星期舉行一次，每年舉行20次左右。

　　創新正是十二屆政協工作的新常態。與“雙周協商”有關的年度協商計劃的制定，也是本屆政協的一大創新。從2013年起，全國政協制定和實施了年度協商計劃。協商題目由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政協各專門委員會推薦，并經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審定通過。細數今年雙周協商座談會20個議題，有15個來源于該計劃，另外5個議題為機動議題，或根據中央所需協商問題酌情安排，或由主席親自命題。

　　“雙周協商”一談活全局。

　　“雙周協商”貫通了政協四種重要的協商形式———專題協商、對口協商、界別協商、提案辦理協商。

　　“雙周協商”盤活了政協常規性工作，把調查研究、委員視察、提案、建議案、社情民意信息、專委會工作、界別活動、黨派活動等有機串起來，甚至與政協全會、常委會和主席會議、秘書長辦公會議也都密切關聯起來，使協商的意味貫穿在政協各項工作之中。

　　“雙周協商”讓大家既了解政策，也具有專業性和嚴肅性，讓委員知情明政，增強了委員榮譽感、責任感和履職能力，提高了機關自身建設水平，豐富了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實效，還增強了問題意識、看齊意識、議政意識、協商意識和創新意識。

　　全國政協“雙周協商”的成功經驗，使協商民主花香全國。目前，天津市政協建立了雙周協商座談會制度，全年召開20次會議。北京市海淀區政協也在嘗試“雙周協商”。石家莊、青島等地政協試行“雙月協商”制度，揚州、酒泉等地則開展“季度協商”座談。這種輻射效應成為新時代協商民主人民政協實踐的一抹亮色。

　　俞正聲主席談到“雙周協商”選題時強調，要善于從關系全局的小問題入手，選準一個切入點，真正把它研究透，以點帶面、點面結合，切實找出解決問題的有效對策。

　　“雙周協商”開局至今，正是這么做的———小切口，大視野。這，不僅是雙周協商座談會選題的原則，也是人民政協履職創新工作的一個風向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