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博理始終重視參政議政，忠實履行政協委員職責。他深受同事和同行的愛戴。本文是刊發中國外文局原副局長兼總編輯、中國翻譯協會副會長黃友義的回憶文章《永遠年輕的沙博理》，以表懷念之情。

　　2014年10月18日，一個普通的周六早晨，沙博理在還有兩個月就將迎來99歲生日的時候，在自己的家里安靜地走了。噩耗傳來，中斷了我和幾個朋友一直策劃的慶祝老沙百歲生日計劃，不禁回憶起往昔。

　　我和老沙的第一次近距離接觸是1977年，當時“四人幫”已經粉碎，但是“五七干校”還在辦，我和老沙就這樣在河北固安不期而遇了。那時的干校集中了一批外文局搞對外傳播的專家學者，其中不乏早年的歸國華僑，唯一的外裔專家就是沙博理。出于工作需要和學習習慣，我們常常聚在一起收聽外臺廣播，討論國際新聞，探討中國的對外傳播，當然談得最多的還是對外翻譯。

　　那時我剛從英國留學回來，一是對傳播中國文化充滿激情，又不知天高地厚；二是跟老沙等老專家“同吃、同住、同勞動”，混熟了，說起話來無所顧忌。一天晚上，我口出狂言，說我們不應該滿足于翻譯中文圖書，而是改為直接用英文撰寫。在場的中國同事都很給面子，什么也不說，只有老沙，嚴肅又親切地對我說：“年輕人，不要口氣太大。你還不了解外宣的真諦。你先要做好翻譯，用英文寫書難度要大得多。什么時候用英文寫書，要看你今后的發展了。”那一刻，我真的感到了老沙待人誠懇，對年輕人呵護有加。他的話讓我頭腦冷靜，踏實下來，從此開始心甘情愿地從最簡單的對外翻譯和出版做起。

　　上世紀90年代初的一天，老沙徑自來到我的辦公室，掏出一個電腦光盤，說：“小黃，我寫了一本書，是紀念馬海德的，你幫我出版。”就這樣，我們開始了又一本書的出版工作。從此，我跟他的接觸更加頻繁。我發現，他就是從翻譯做起，完成了數十部書稿的翻譯之后，才更多地轉向通過寫作傳播中國文化。他被譽為“紅色經典中國翻譯家”之后，“華麗轉身”改為寫作，幾乎一發不可收拾。不說撰寫的文章，僅用英文撰寫的圖書題材就十分廣闊，從人物傳記到經濟改革，從中國古代刑法到中國的猶太移民。在他家里，我看到什么叫物理意義上的著作等身。如果把他翻譯過的作品和撰寫的著作放在一起，遠遠超過書架的高度。更加與眾不同的是，由于他的特殊經歷和國際交往網絡，他撰寫的每一部作品都在多個國家出版。可以說，他是中國最早走出去的作家之一。

　　當然，作為一位老翻譯家，他轉入寫作后也沒有停下翻譯的腳步。記得有一段時間，他常打電話詢問，甚至把我叫到他家，向我了解“文革”當中的一些說法和事件。我猜想，他可能是在寫作有關“文革”題材的作品。果然，后來他告訴我，他正在翻譯鄧榕撰寫的《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該書英文版2003年出版，這是沙博理生平翻譯的最后一部圖書，他反復的提問讓我提前一步參與了該書英文版的出版工作。

　　老沙是一位凝聚了中美兩國文化的專家。他興趣廣泛，幽默機智，豁達樂觀，坦誠直率。他喜歡西方古典音樂，是我認識的老年同事中最早使用互聯網的。70多歲了，他還喜歡騎摩托穿街走巷，善于發現京城西餐美食。

　　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一次領導派我去他家送稿件請他審閱。老沙戴著眼鏡，正在大玻璃窗前焊接收音機里的電線。見我來了，老沙說：“正好你來了，我看不清楚，你幫我焊吧。”說實話，在那天以前，我從來沒有焊接過電線。可是，看到老沙需要幫助，我又不能不干。但是因為我技術不過關，電線是焊接上了，卻把收音機后面的塑料殼子燙了一個大道子。那時的收音機可是貴重物品，闖了禍，我不敢告訴他，他也從沒有提過此事。不知道他是真沒有發現，還是心胸大度，放了我一馬。

　　曾經一度我經常給別人轉述針砭時弊的美國幽默笑話。人家問我，是哪里收集來的，現在可以揭秘了，那些笑話的一個主要來源就是老沙發給我的電子郵件。

　　一個人的生命力體現在很多方面，是否對美食有興趣是檢驗方法之一。隨著老沙年事增高，我跟單位的同事和朋友說，老沙是我們的國寶，他的生日不一定追求隆重而一定要溫馨。每年一到12月，我們就問老沙喜歡到哪里吃生日宴，喜歡吃什么。老沙會爽快地做出選擇，有時候就是他在報紙上發現的北京的某個西餐店。每到聚餐的時候，總是笑聲不斷，其樂融融。高興的是他，寬慰的是我們。

　　隨著時間的消逝，這種快樂時光越來越少。剛剛過去的幾年，這種機會就更少之又少。然而，深深印刻在我腦海里的是老沙書架上那一部部鴻篇巨著，眼前反復閃現的是他慈祥又帶幽默的笑容，耳邊不斷回蕩的是他那爽朗的笑聲。多少年來，我們兩人一見面總以“youngman”（年輕人）互稱。在我心中老沙青春永在！

　　（作者為中國外文局原副局長兼總編輯、中國翻譯協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