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我和兩個主任，我們黨政辦其他人都在忙著公務員考試。”

　　6個人的鎮政府黨政辦，有一半的人都在想怎么離開，這曾經讓湖北某鄉鎮的“90后”公務員常月困惑不已。

　　畢竟，通過公務員考試進入鄉鎮政府，本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來到基層的這幾年，活多、錢少、壓力大，成了常月對自己工作的全部評價，“我們根本升不上去，除了考出去，還能有什么辦法？”她無奈地反問。

　　“進了基層，一般就很難出來了”

　　常月告訴記者，她的同事中，有人在備戰國考，有人打算考縣紀委，還有的要考縣財政所，“總之沒幾個人真正在干活”。

　　她的男友江星，是同縣另一個鄉鎮的公務員，這個出生于1989年的湖北男孩有著類似的困惑：“想不到這才來一兩年，我已經被‘困’在鄉鎮了。我都能想象到，自己十幾年后的樣子。”

　　通過選調生考試后，江星被分到鎮里的計生辦，這個大學校園里的學生會主席一度“斗志滿滿”，每天吃著面糊、苦瓜、酸菜、白菜這些食堂的“老四樣”，江星覺得是“基層對自己最好的考驗”，他每天早起，第一個到辦公室掃地、拖地、打開水，雜活累活搶著干。

　　深諳“計生辦是基層服務的窗口”的他，在下班后，還會抽點時間練習當地方言，每天看到來辦事的老百姓也“笑容不斷”。

　　但一個月不到，江星就笑不出來了。

　　鎮政府的“熟人”悄悄問他：“怎么就你去了計生辦？一般選調生都去了黨政辦，離領導近不說，也最容易出成績。”江星還沒反應過來，“熟人”又提醒他，“計生辦事務性工作這么多，很容易被困住手腳，在基層最沒出路”。

　　這并非危言聳聽。鎮政府的宣傳委員面對江星的“疑惑”，“意味深長”地告訴他，計生辦的人只有3條出路——要么去衛生院，要么留下競爭主任的位子，又或者“通過運作離開計生辦”。

　　話到最后，這個老干部勸江星“趕緊‘活動’一下”。

　　江星傻了。他猛然意識到，這個計生辦除了一名50多歲的辦事員，還有一正一副兩個40來歲的主任，“都是熬了將近十幾年才等到這個位子”。這讓他有點沮喪，“主任年紀大了，估計仕途也差不多了，我們年輕人本來就升不上去，要是辦事員再內退，所有的活兒都由我做，我還出得去嗎？”

　　“干得好不如分得好”？

　　按照江星這位“熟人”的說法，在鄉鎮工作，“能見著一把手和村書記的工作才是好的”。原因很簡單，只有多接觸鎮長和書記，人家心里才有你，晉升的時候才會記起你。“要不然你以為鄉鎮30~40個公務員，靠什么才能升上去？”

　　“干得好竟然不如分得好？”江星心下一涼。

　　他隨即想到，自己來計生辦這么久，看見書記的機會“用一只手就數得過來”，更別說讓書記看到自己的工作能力，“難道我真的要在計生辦呆一輩子？”

　　與江星不同，姚云是“干得好不如分得好”理論的追隨者。當初，縣里對公務員分配的去向公布時，這個湖南女孩“幸運地”成為唯一一個留在黨政辦的年輕人。看著同批考來的年輕人投來羨慕的眼神，她打起了小算盤：“努力做，爭取30歲之前升到正科級。”

　　“太天真了。”在貴州某鄉鎮擔任團委書記近5年的曾瑩，搖搖頭向記者分析，鄉鎮政府一般30~40個人，“要是上面領導走得快，機會還多點。要是上面領導走不了，我們想都別想，這不碰運氣嗎？”

　　她已在成為科級儲備干部的隊伍里，但組織口、宣傳口、黨政辦的人，都在她前面，“真是太惱火了”。

　　在基層，年輕公務員升職究竟有多難？河北某地級市機關副局長梁文再清楚不過。去年，他下鄉到基層，正巧碰上一個副鎮長被調往縣里的開發區工作，不過是升半個職級的事情，這個副鎮長卻在他面前“高興到語無倫次”。

　　“基層晉升通道堵塞的情況，太嚴重了。”正縣級干部梁文舉了個例子，局長退了，上面很有可能直接調一個來，那么副局長就上不去。副局長上不去，科長也上不去。“你看看縣委書記和縣長，都很少從本地升上來，這不能說明問題嗎？”

　　江星的爸爸最近“活動失敗”了，江星還得留在計生辦。這個昔日的“三好學生”跟自己的女友慨嘆：“原來進了基層，真的很難再出去啊。”

　　“年輕人看不到未來，走是遲早的事”

　　常月是女孩，她對“仕途”并不是太在意。讓她難過的，是基層讓年輕人感到“心寒”的待遇——缺乏晉升通道，也沒有足夠的福利補貼。

　　目前，她和江星兩人的月工資，都只有1500元左右，有時碰上親戚朋友辦喜事，幾百元的隨禮多送幾次，“剩的工資能吃飽飯就不錯了”。常月很無奈，如今的工資和自己的教育投入，完全不成正比。

　　“這點錢，我倆怎么結婚，怎么買房呢？”常月不時冒出這樣的困惑。

　　別看在基層黨政辦工作，常月自稱“壓力絕對不小”。上對縣里，下對村書記和老百姓，干得最多風險也最大，“一出問題紀委馬上過來查我們”。很多個晚上，她和鎮政府其他幾個年輕公務員聊起來，大家都有著類似的迷惘。“沒人知道，我們用這1000多元的工資，什么時候付得起房子的首付？”

　　江星還想讀在職研究生，但很少跟常月聊到這個。兩人的深夜通話內容，往往是自己工作中的趣事，就是不聊工資。“錢錢錢，全是錢。不敢說這個，一說就要冷場。”常月說。

　　作為男生，江星坦言“壓力更大”。他決定“主動出擊”，他拜托同學給他下載論文、找資料，一逮著空，就開始做當地文化節的方案，反反復復地修改。“假如，我是說假如某一天，縣委組織部能看到，我會不會就有晉升的可能了啊？”沉默良久，江星試探性地問。

　　“年輕人看不到未來，走是遲早的事情。”曾瑩說，基層的工作壓力非常大，還有嚴格的排隊晉升制度，很容易讓年輕人“在等待中消磨了所有的熱情”。

　　曾瑩自己也是活生生的例子。這個貴州女孩最忙的時候，被領導塞了團委、人事、檔案等9類工作，“想要干出新意太難了，能應付就不錯了”。那段時間，領導一來電，她握著電話的手就發抖。

　　也是那段時間，她下定決心“逃離基層”。她和50多個鄉鎮公務員報名參加了縣里的遴選考試，“基本符合報名條件的都參加了”。

　　今年，她成功了。同時，她也終于等到一個成為組織委員或宣傳干部的機會，這意味著她離黨委委員“不遠了”。不過，“也只是不遠了”。沒有猶豫，她干脆利索地拒絕了這個“可能性不大”的機會。

　　“一個縣上千名公務員，絕大多數干十幾年也升不到處級”

　　基層晉升通道是否真的如此狹窄？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周志忍的回答是肯定的。“一個縣里，一般有上千名公務員，他們大多在鄉鎮工作，絕大多數干十幾年也升不到處級。而國家機關里的研究生，一個處級單位就三四個人，基本干上六七年就能到處級。基層的晉升機會少，可見一斑。”

　　這一觀點，也得到了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凱的認可。在他看來，這是一種“制度性缺陷”，中國700多萬名公務員，大部分在基層工作。基層公務員承擔了大量工作，但其晉升通道卻十分狹窄。

　　“有點像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公務員晉升的過程，往往會引起很多沖突和矛盾。”他說。

　　汪玉凱在調研中發現，不少有一定職級的公務員，在晉升失敗后，會不到退休年齡就離崗回家，導致大量年富力強的公務員閑置在家。更有甚者，為了職務晉升，在基層大搞“買官賣官”等行為。

　　類似的事情多了，曾瑩發現，鄉鎮政府里的年輕人“積極性會一點點變低”。久而久之，基層只會剩下兩種人：一種是老的，退居二線不干了；還有一種就是準備離開和正在觀望的年輕人。

　　“要真是如此，基層公務員就怕要完全‘斷層’了。基層的工作，怎么可能順利開展？”她說。（本報記者 袁貽辰）

　　(本文所有受訪公務員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