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職業是律師，平時接觸農村問題青年的案子較多，其中農民老朱家的悲劇深深刺痛了我，也引起了我對農村“兩后生”(初中、高中畢業后未繼續升學的學生)問題的關注。

　　老朱幾代單傳，為了“延續香火”，在已超生二個女兒二次被罰款的情況下，頂住壓力要了個兒子。19年后，兒子已長大成人之時，老朱傳宗接代的夢想卻徹底破滅。在高中畢業高考落榜的那年冬天，老朱的兒子參與斗毆，混亂中被砍致死。“當時還不如不要這兒子呢，造孽啊！”事后老朱痛心疾首跟我講述孩子的事情。

　　接待完這位痛苦的父親后，一股悲涼和無奈的情緒，促使我開始梳理從業20年來所辦理的涉及農村“兩后生”的刑事犯罪案件。應當說，每個案件都是一個家庭的悲劇，而這種悲劇仍然在不斷上演。

　　法律處罰了違法犯罪的“兩后生”，卻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個群體健康成長的問題。作為律師，為犯罪的“兩后生”辯護和提供法律幫助是我的工作，但作為政協委員，我有義務、有責任就解決“兩后生”的問題建言獻策。近年來，我走訪了基層公安局刑警隊，與基層法院少年審判庭法官進行座談，梳理諸多相關案件，分析被判處刑罰孩子的案情。

　　這個群體年齡在15至20歲，和大多數同齡孩子相比，較早走上了社會。這些孩子有哪些特點呢？他們生長在農村，家庭條件都很一般，很多孩子家庭經濟困難而且家庭管教不力，甚至家庭不和或已破裂。“兩后生”群體往往知識貧乏，技能欠缺，社會適應能力差，辨別是非能力弱，抵制不良誘惑能力不足，法律意識淡薄。由于沒有穩定經濟來源，加之家庭經濟條件差，這些孩子很容易成為失業、失管的閑散人員而誤入歧途，甚至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成為青少年違法犯罪的重點群體。

　　“兩后生”群體所出現的種種問題，究其因，文化水平低、是非辨別力差是主要因素。試想，老朱這代農民漸漸老去后，這些“兩后生”成為農村勞動力主體時，他們能夠擔當起建設新農村的重任嗎？所以，抓好“兩后生”的繼續教育問題，提高他們的整體素質應當納入各級黨委政府的工作議程。

　　首先應該加強基礎工作，搞好源頭管理。農村基層黨團組織和鄉鎮政府、村民委員會要與教育部門和各類中學做好對接，在初、高中學生畢業離校前進行分類統計，了解并掌握不打算升學以及成績不理想未能升學的學生數量、家長和學生對就業與職業技能的需求。這樣做好調查摸底，建立檔案資料，實行跟蹤管理，才能最大程度避免“兩后生”離開學校便失去管理的狀況。

　　其次，做好對“兩后生”的再教育和職業技能培訓。在農村中廣泛宣傳網絡教育、廣播電視教育、自學考試等繼續教育的途徑，消除新的“讀書無用論”的消極影響，為那些有繼續學習意愿的“兩后生”提供學習途徑，為他們參與農業現代化建設奠定文化基礎。同時，把“兩后生”作為農村勞動力的重點培訓群體，使他們掌握從事現代化農業的知識，掌握就業和創業的技能，從而在農業現代化建設、農村城鎮化建設中發揮生力軍作用。

　　此外，農村基層組織要積極發揮作用。基層黨團組織可以采取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把對“兩后生”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理想信念教育作為重要內容，幫助“兩后生”樹立正確的道德觀、人生觀、致富觀。基層政法機關、法律服務工作者要采取多種形式，結合農村生產、生活的實際，把對“兩后生”的法治教育作為農村普法工作的重點，使他們掌握基本的法律常識，樹立法治觀念，成為懂法、守法、用法的一代新型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