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目的之一是“營造”恐怖氣氛，摧毀中國人的抵抗意志，他們的殺人、強奸、搶劫、縱火犯罪均是以特別的方式進行加害。因此，在日軍和暴力等“顯性”研究之外，有必要目光延伸到受害者、特別是女性受害者的“心理創傷”研究上，從而使我們關注到那些比較“隱性”的層面。

　　本文通過爬梳文獻和幸存者調查，整合出由南京大屠殺的恐怖和暴力引發的目擊者、幸存者和受害者的綜合癥狀，已超出了過去對南京大屠殺的描述和理解。

　　初步研究表明，南京大屠殺受害者的精神傷害是廣泛存在的。從受害對象來說，不僅有那些直接承受日軍暴力的人，也有那些目睹暴行的人；從受害范圍來說，不僅有南京人、中國人，也有外國人；從受害時間來說，不僅是經歷南京大屠殺的當時，也延續到今天。在這個意義上說，南京大屠殺是當今世界必須正視的、屬于全人類的歷史。

　　通過本文，可以體會到南京大屠殺給人類心靈造成的傷害。

　　南京大屠殺持續的時間長達6個星期，施暴者日本軍人與南京居民直接接觸，槍聲不斷，大火旬日不熄，被害者尸體隨處可見。而且，有證據表明，日軍以特別的方式進行加害，以“營造”恐怖氣氛，摧毀中國人的抵抗意志。

　　經過“設計”的暴行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拉貝在日記中記載：“看到遍地是女尸，有的陰道里戳著竹竿，人們會惡心得透不過氣來。”德國使館駐南京辦事處政務秘書羅森在給德國外交部的報告中說：“我的英國同行、領事普里多·布龍，英國武官洛瓦特·弗雷澤和英國空軍武官溫·沃爾澤在察看英美煙草公司帕森斯先生的住宅時發現一位中國婦女的尸體，一個高爾夫球棒從下部直接插進這位婦女的軀體。”

　　軍醫蔣公榖大屠殺期間躲藏于美國大使館，他在《陷京三月記》中記述道：“最殘酷的莫過于活埋了。悲慘的哀號，那人類生命中最后掙扎出來的一種尖銳的無望的呼聲，抖散在波動的空氣里，遠在數里以外，我們猶可隱隱地聽得。”

　　尤其可惡的是，日軍在實施暴力犯罪時，常常故意強迫南京市民在一旁觀看。《羅森給德國外交部的報告》中稱：“每晚都有日本兵沖進設在金陵大學院內的難民營，他們不是把婦女拖走奸污，就是當著其他人的面，包括當著家屬的面滿足他們的罪惡性欲。同謀犯把受害者丈夫或父親拘留，并迫使這些人充當他們敗壞自己家庭名譽見證人的情況屢見不鮮。”

　　當時，藏匿在意大利駐南京總領事館的教導總隊輜重營長郭歧在《陷都血淚錄（節錄）》中記述道：

　　那一天，隔壁洋樓門外來了幾十名鬼子兵，領章有黑有黃，但卻既無部隊番號，又無官長……先把大客廳里的男人統統攆走，再將半老徐娘們拉了過來，當著小孩子的面，光天化日，明目張膽，就在大客廳里，把半老徐娘們的衣裳剝得精光，然后集體演出丑劇，三對一，五對一，去而復來，周而復始……孩子們幾回見過這種駭人的場面，一個個的全都嚇哭了……客廳外，庭院里，那些女人們的丈夫們，一個個失魂落魄，面紅耳赤。有人伏在墻上，哀哀地哭，有人雙手抱頭，木立不動……一個獸欲已達，褲帶猶未系好的鬼子兵快步走出門來，上了大街，又遇見了一隊鬼子兵，又是好幾十名……這一批緊跟著又一哄而入……

　　無休止的暴力，使南京居民飽受折磨，《拉貝日記》記載：“人們覺得自己像個重病人，以恐懼的目光注視著時針走動，覺得它走得太慢了，一天好像有100個小時而不是24小時，沒有誰知道自己何時會康復。”

　　中國人作為暴力犯罪對象覺得恐怖，處于中立地位的西方目擊者同樣如此，1937年12月17日，日軍闖入安全區內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號稱要搜查中國士兵，負責管理該校的美國籍人士魏特琳在日記中寫道：“我們發現了他們的計謀：把負責人困在前門，由三四個士兵假裝審查和搜捕中國士兵，而其他人則在大樓里挑選婦女……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這一情景：人們跪在路旁，瑪麗、程夫人和我站著。枯葉瑟瑟地響著，風在低聲嗚咽，被抓走的婦女們發出凄慘的叫聲……時間似乎凝固了，在恐懼中我們長時間沒敢動。”

　　失去反應能力

　　南京浦口村民黃學文是個“幸運”者，1937年12月15日，日軍到他們村子，把幾十人集中起來，從中找手上有老繭等可疑跡象的，一共挑出5名男子。其中一個是瘸子，被釋放了；黃學文的父母和妻子抱住日軍的大腿求饒，最后被釋放；其余3人，因為是外鄉“跑反”（方言：指戰爭時到外鄉避難）的，無人出面求情，均被槍殺。那一天下午，天氣很好，“太陽晃晃的”。日復一日，在鄉間過著貧窮而簡單生活的黃學文何曾見過殺人的場面？他遭遇的應激障礙甚至超出專家們的描述，“我當時被嚇得眼發黑，什么都看不見，大白天就像晚上一樣”，“只聽到有槍響”。黃學文沒有多少文化，他當然不知道何謂精神傷害，69年過去，他說起日軍，只有“害怕”兩個字。（《黃學文口述》，調查者：邱偉、胡凌、孫香梅）

　　因為極度驚恐，南京市民畏縮在一起，像待宰的羔羊。拉貝記錄了他家附近一條巷子的慘狀：“下水道里3天來也已塞滿了好多具尸體。見此情況，人們不禁惡心地渾身顫抖。在院子里，許多婦女和兒童瞪著驚慌失措的雙眼沉默地相互依偎在一起，一半是為了相互取暖，一半是為了相互壯膽。”他們不敢有所作為，只是希望拉貝這個“洋鬼子”能趕走日軍。

　　對危險極為冷漠

　　時間長了以后，南京市民對顯而易見的危險表現得極為冷漠，在拉貝家避難的南京居民就是如此：“經歷了日本士兵帶來的苦難后，人們對空襲的危險已變得無動于衷了。成群結隊的難民默默地站在院子里，眼睛望著飛機，有些人對飛機不屑一顧，而是從容不迫地在草屋里做他們的事。”

　　這種情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英國、德國、日本居民身上同樣如此。

　　更有甚者，長時間被暴力和恐懼震懾，有些南京市民失去了人格和起碼的自尊，1938年1月2日，日本婦女國防會的幾個人到南京來粉飾太平，魏特琳帶領她們參觀，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舍監程瑞芳說：“那三個女鬼走時拿出幾個霉蘋果和一點糖，那些中年難民圍著要、搶著要，她們手上拿著幾個銅板，在她們手上搶，簡直把中國人臉都丟完了。”

　　精神疲勞和失憶

　　喬治·菲奇是南京基督教青年會的干事、安全區官員之一，1938年春天，他攜帶約翰·馬吉拍攝的記錄電影返回美國向公眾宣講南京大屠殺的事實時，經歷了無以言狀的失憶，他在《關于菲奇就南京事件進行的巡回演講》中說：“在演講的中途，我的心成了一片空白。我想不起來自己在哪里？接下來要說什么?幸虧我想起來帶來影片的事兒，我想如果把它放映的話，也許能講一講的。這總算順利過去了，但是最后出現了一個問題，即如何回到我妻子帕薩迪納的公寓。”

　　在另一次集會上，正在演講的喬治·菲奇碰到了同樣的事情，而且由于沒帶影片去，茫然失措的他只好“結結巴巴地講到了結尾”。X光檢查顯示，他的腦部并無問題，于是，菲奇自我診斷說，“在南京的每天的可怕記憶也許同我這神經性疲勞有些關系。”

　　歇斯底里精神失常

　　美國《芝加哥每日新聞報》記者斯提爾是南京大屠殺的目擊者之一，他在《寄往德國駐華大使館（漢口）的報告》一文中記載了災難降臨時一位中國士兵的失常行為：

　　隨著日軍搜查網的收緊，有些士兵因為恐怖而精神失常了。我曾經看見一名士兵用蠻力搶來一輛自行車，魯莽地朝著在前方數百碼的地方前進的日本軍隊猛沖過去。在路上的行人告訴他這很危險之后，他又突然掉頭向相反方向猛沖。他突然從自行車上跳下來，撞到了一個市民身上。最后我看到他一邊脫自己的軍服，一邊想去剝那個市民的衣服。有的士兵則騎馬在街上漫無目的地亂跑，對著天空胡亂開槍。留在市內的僅有的幾個外國人之一、一個身強力壯的德國人決定教訓他一下，就把那個男的從馬上拉了下來，奪過他的手槍，朝他臉上打了一拳。那人叫也沒叫一聲，承受了這一拳。

　　市民更加驚恐，美國醫生羅伯特·威爾遜記錄了日軍的搶劫造成的后果：“窮人的食物都被搶光了，他們處于歇斯底里的驚恐之中。”德國駐華使館南京辦事處行政秘書沙爾芬貝格在給德國外交部的報告中記錄了另一個案：“可惜這支占領軍又進行了輪換，用年輕的新兵替換全體老兵，遺憾的是仍然發生很多搶劫、強奸以及與此有關的謀殺事件。19號房子附近住著一位精神錯亂的母親，我們朝向邊上的那扇窗子不能開，她總是大聲哀嚎著：‘楊姑子，小孩子啊！’聽了讓人忍受不了。”

　　1938年3月28日的漢口《大公報》引用英國《每日電訊報》的報道，在《暴敵獸行世界彰聞英報揭露敵兵猙獰面目》一文中也記載了“難民均患精神性的恐怖病”的事實。

　　自殺

　　在南京湯山一帶工作的福音傳教士盧小庭在日軍到來之前就很悲觀，日軍占領南京后，“他顯示了良好的助人及無私的精神品質”，但他顯然無力從悲觀情緒中自拔，在與美國牧師福斯特和馬吉談話中，表達了以死來抗爭黑暗社會的想法，福斯特奉勸他：基督教的觀點是活著而不是死去。但1937年12月31日一早，他出了門，留給福斯特一張便條、一首小詩和他的錢包，在《致妻子函》中，他說：上帝不會把他的自殺視為罪過。

　　這不是個案，遭受凌辱的婦女，更加容易選擇自殺結束痛苦。美國傳教士馬吉的紀錄電影中，一個被抓住充當日軍“慰安婦”的15歲姑娘的故事證明了這一點，“她認識的一個同時從蕪湖抓來的女孩子自殺了，她還聽說其他人也有自殺的。”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抗戰時期中國受害者PTSD研究——以南京大屠殺受害者為中心”階段性成果，本報發表時有刪節。作者為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副會長，南京大學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