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徐悲鴻（前坐者）帶學生在黃山寫生，右二為馮法祀（照片由張安治家屬提供）。

徐悲鴻臨摹倫勃朗《婦人倚窗像》。

　　來源：新京報  記者：李健亞

　　一場有關回憶的展覽，徐悲鴻、吳作人等12位藝術家52件作品勾勒的或許是中國藝術史上的一個黃金時代。近日，“師·道——徐悲鴻及其學生作品展”作為翰海當代藝術中心的開年大展開幕。展覽不僅讓昔日徐悲鴻美術教育體系再度鮮活起來，也讓昔日的一個藝術“黃金時代”再度呈現。中央美院教授楊先讓告訴記者，以“師道”來命名該展恰如其分，“今天的展也是為了紀念，我們不僅能看到這些藝術家創作的面貌，也看到他們所走的道路，對于中國藝術界來說這條道路還是有繼承的價值。”該展將展至1月31日。

　　憶往昔 回溯徐悲鴻的師道

　　這是一場與回憶有關的展覽，徐悲鴻和他的弟子吳作人、蕭淑芳、張安治、孫宗慰、馮法祀、文金揚、艾中信、宗其香、李斛、戴澤、韋啟美跨越時空有了這次“相聚”。這讓“師·道——徐悲鴻及其學生作品展”的開幕也尤為不同，孫宗慰、文金揚、宗其香等藝術家的家屬齊齊成為開幕式的主角，并以相互間的敘舊成為這場開幕式的唯一內容。

　　事實上“回憶”也拉開了整個展覽的序幕。主辦方專門挑選了《夢中人(盧開祥)》(戴澤作，盧開祥也是徐悲鴻學生之一)、《青年畫家——戴澤》(韋啟美作)陳列在前廳并以此開篇。這兩幅作品創作于戴澤(1946年畢業)和韋啟美(1947年畢業)畢業之際，相同的“醬油色”畫面、老式的床鋪、窗臺上陳舊的擺設，帶觀眾走進了老一輩藝術家的學生時代。上世紀40年代，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的這群少年在這樣的寢室間描繪各自的藝術夢，而指導他們圓夢的正是徐悲鴻。徐悲鴻作為中國早期杰出藝術教育大家，從國立中央大學、北平藝專再到中央美術學院，其一生培養了五輩人才，綿延至今。他的弟子兼具中西全面修養，在中國近現代美術史上起到了承前啟后的關鍵作用。

　　1952年畢業于中央美院的楊先讓告訴新京報記者，此次展覽亮相的徐悲鴻和他的十一位學生，基本囊括了徐悲鴻的得意門生。這讓后人更清楚地看到雖然徐悲鴻是個藝術家，但其更重要的也是教育家，“徐先生很明白中國需要很多很多的徐悲鴻。”

　　再思量 最大的魅力是反映生活

　　“徐悲鴻美術教育學派”，是在近現代中國美術具體情境中，醞釀于國立中央大學、聚集于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內化于中央美術學院的一個具有藝術共識性的教育實踐與藝術創作群體。如今一場“師·道”展讓徐悲鴻美術教育學派通過畫作再度鮮活起來。為了呈現參展12位藝術家的一脈相承，主辦方專門以徐悲鴻的教育體系為線索，徐悲鴻對每位學生的評價與鼓勵串聯整個展覽，進而展出藝術家52件代表性作品，包括馮法祀《劉胡蘭就義油畫創作稿》、文金揚《乞丐》、宗其香《山城之夜》、戴澤《農民小組會》等。他們雖師出同門，但也各有特色。其中吳作人西北寫生透露出中國文藝復興曙光，馮法祀以急行軍作法對抗戰題材有著精準的把握，孫宗慰則有走向西北開拓胸襟眼界的抱負。

　　文金揚兒子文國璋也是位藝術家，他告訴記者，徐悲鴻很好地將西方的美術教育引進到中國，使中國繪畫藝術從傳統邁向這個時代，“他將中西方藝術融合，形成現代中國美術教育新的體系。從參展的這十一位藝術家中便可以清晰地看出這種師承關系。”

　　對此，楊先讓也指出，在這種師承中可以看出，“徐悲鴻美術教育學派”下的藝術家大多在西方油畫和傳統國畫均有建樹，不管哪種材質的藝術創作其最大的魅力是符合徐悲鴻一直所倡導的現實主義，反映生活，“反映生活與藝術的關系，藝術與人生的關系。這樣的藝術主張在那個時代應運而生。當然到了今天藝術更為多元，不過反映生活的藝術主張依然有繼承價值。”

　　徐悲鴻點評弟子

　　張安治 惟即是成功，仍須不懈，治藝之勇乃為真有得耳。

　　馮法祀 如馮法祀先生之繪畫，彼皆以急行軍作法描繪前后方之動人場面，題材新穎而作法又深刻……馮君能把握題材，寫之極致，以繪畫而論，可謂抗戰中之珍貴收獲也。

　　孫宗慰 倘我國青年，均有遠大企圖，高尚志趣者，應勿戀戀于鄉邦一隅，雖藝術家亦以開拓胸襟眼界，為當務之急。宗慰為其先驅者之一，我寄其厚望焉。

　　文金揚 文君金揚覃精繪事，頻年教學國立藝專及中央大學，于初步藝術教育尤三致意，吾知其裨益中國藝術前途必甚大也。

　　艾中信 生活好比釀酒，不經常豐富生活感受，創作出來的東西就好比在酒里摻了水，淡而無味。況且你還沒有工農兵的生活，必須抓住時機邁開為工農兵服務的第一步。

　　宗其香 宗其香以中國畫筆墨，用貴州土紙所作《重慶夜景》為中國畫之創舉。

　　李斛 以中國紙墨用西洋畫法寫生自中大藝術系建蜀后創始之，李斛仁弟為其最成功者。

　　戴澤 畫如其人，既老實又扎實。

　　韋啟美 最新進的青年作家中，韋啟美在色調及用筆頗有造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