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賽福鼎的一些往事

　　——紀念賽福鼎·艾則孜同志誕辰100周年

　　阿依木·艾則孜

　　2015-03-19期09版

賽福鼎、阿依木夫婦與女兒賽少華在一起

 賽福鼎、阿依木夫婦晚年的幸福生活

　　2015年3月12日是賽福鼎·艾則孜同志誕辰100周年紀念日。我與賽福鼎于上世紀30年代相識于塔城，一同赴伊犁參加革命，一起滿懷激情迎接新疆和平解放，一道同甘共苦建設新疆，一生相濡以沫追求理想，共同走過了大半輩子。

　　撫今追昔，往事禁不住涌上心頭。賽福鼎對人民的熱愛和對黨的事業的忠誠，以及他的為人與品格，體現在日常的凡事之中。

　　就讓我從賽福鼎的那些鮮為人知的小事說起吧。

　　相識塔城患難與共

　　1935年，賽福鼎赴蘇聯中亞塔什干大學(今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境內)留學。1937年畢業后，被分到《塔城日報》工作，開始做雜役，后來先后從事翻譯、編輯工作等。

　　賽福鼎一邊在報社工作，一邊在師范學校、塔城中學兼職任教，教授世界歷史、中國歷史、文學、政治經濟學等課程，還在一些培訓班作講座,同時擔任維吾爾文化促進會秘書長、副會長等職務。我與賽福鼎初識于一所中學，那時我是學生，他是老師。賽福鼎老師年輕、英俊，待人和藹，視野開闊，才華橫溢，很受學生愛戴。

　　賽福鼎愛好文學，他的處女作《統一戰線》就是于1938年在塔城寫成的。在塔城，他還創作和發表了諸多中短篇小說、劇本，并翻譯了蘇聯文學作品。賽福鼎為學校創作了《九·一八》獨幕劇劇本，表現抗戰時期東北某山區一支女游擊隊英勇抗日的故事。他們選擇我出演主角，演出獲得了成功。

　　1939年3月，賽福鼎與我在塔城結婚。婚禮相當簡單，我沒有向他索要任何彩禮，他也沒有給我買一件像樣的禮物。那時我還在讀書，賽福鼎只有每月40元收入，要負擔我們一家五口人（我母親及弟妹3人）的生活。生活雖然清貧，但我們的感情深摯，工作豐富。中學畢業后，我被正式調入文工團，賽福鼎寫劇本，我演戲，一起投身于偉大的抗日戰爭洪流之中。

　　1942年，盛世才的政策開始發生變化，由親蘇親共轉向反蘇反共。賽福鼎是留蘇學生，自然受到當局的排擠和打擊。1943年1月，國民黨在塔城成立了國民黨分部，專員和警察局長都有了變動。當年1月1日，賽福鼎和我同時被攆出了塔城報社。

　　失去報社的工作后，賽福鼎擔任的維吾爾文化促進會秘書長、副會長的職務也先后被撤職。會長阿吾提阿吉安排他做維文會的會計工作，但不到一個月，便接到命令，連會計也不讓他做了。為了養家糊口，賽福鼎就找零工做，他在俱樂部找到一份雜活，張貼海報、售票收票、檢查打掃大廳衛生、布置擺放凳子等什么都做，每月領取20元薪水。但后來，這份工作也沒保住。因生活所迫，賽福鼎被迫將稍微值錢的衣物和物品一件件變賣，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

　　天有不測風云。一天，賽福鼎突然遭到當局逮捕，要他交代：為什么到蘇聯留學？在蘇聯領事館接受了什么任務？為什么要寫吹捧列寧的文章？賽福鼎經親朋好友保釋出獄后，警察還時常沖進我們家里，將我攆出去，緊閉房門，單獨審訊賽福鼎。塔城待不下去了，經賽福鼎不斷請求，行署專員終于準許他離開塔城。1943年6月，我們一家乘坐賽福鼎親戚買買提里·托乎提家的馬車，舉家遷往伊寧。

　　1944年，賽福鼎參加了在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區爆發的“三區革命”，匯入推翻國民黨統治的時代洪流之中。1945年，三區革命臨時政府成立后，他擔任政府委員、教育廳廳長等職，成為革命領導人之一。

　　1949年9月，賽福鼎同志作為新疆特邀代表團團長，出席了在北京召開的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并作了大會發言，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全國政協委員，參加了舉世矚目的開國大典，并在中央人民政府舉行的第一次全體委員會會議上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法律委員會委員、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

　　1949年10月15日，賽福鼎同志向中共中央遞交了入黨申請書，毛澤東主席親自批準了他的申請。同年12月27日，賽福鼎同志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新疆維吾爾族最早的共產黨員。1949年12月，他被任命為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新疆軍區副司令員。1954年9月，賽福鼎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同年12月，任新疆軍區黨委第二書記。1955年10月1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賽福鼎出任主席。

　　我從1949年12月至1978年，一直擔任新疆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婦聯副主任、主任，并在新疆師范學院、新疆大學、新疆醫學院、自治區文化廳等部門任職。

　　作為新疆黨政軍主要負責人，賽福鼎的工作十分繁重，我也忙于工作，我們離多聚少，經常見不上面。賽福鼎黨性原則很強，口風很嚴，很少講工作中的事情。他的一些情況，我都不知道，只是到了晚年，曾在他身邊工作過的秘書、警衛員、干部，以及他的知識分子朋友，到家

　　里來看望他時，才無意中告訴我的。

　　嚴于律己廉潔奉公

　　賽福鼎的秘書阿不都卡德爾·依買提同志告訴我，有一次他們到基層視察途經某縣時，縣委為他們準備了一頓飯。離開時，賽福鼎問結賬了沒有，秘書向他報告，縣領導說不收首長的錢，由政府開銷。賽福鼎聽完后，露出不高興的表情，立即要求秘書算出這頓飯的總開支，并召集同行的8位同志平均分擔了費用，才繼續上路。

　　賽福鼎經常告誡身邊的工作人員，不能收受下面的禮物。有些部門和個人寄來或送上門的禮物，賽福鼎都會及時付錢給他們，并要求他們今后不要這樣做。從下面州縣返回烏魯木齊的時候，他總是過問一下車上的物品是什么，從哪里來？付錢了沒有？每當收到有關干部受賄、貪污的控告信件時，他都嚴肅地要求有關部門認真審查，并將處理結果報他。他堅決反對干部在老百姓面前擺架子、盛氣凌人，高高在上、搞特殊化等行為。

　　賽福鼎的工資是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待遇為標準的，比省、自治區一級的領導干部要高，這使他心中很不安，反復向中央寫報告，要求取消高出省級工資的那部分，最后中央接受了他的要求，調低了他的工資。

　　1959年到1960年，毛主席倡導各級領導干部下到基層當工人、農民，將軍下到連隊當兵。賽福鼎同志感到這非常有必要，是防止和克服官僚主義的重要措施。他帶上簡單的行李，到新疆天龍鋼鐵廠當了一個月工人。郝成仁同志曾經長期在賽福鼎身邊擔任警衛工作，他曾告訴我說：“賽老每天同工人一起，到采石場用鐵錘砸石碴，累得一身汗水一身泥。當時勞動量大，吃得又差，我們怕把首長拖垮了，就想找頭奶牛給他擠點奶補一補，結果他批評我們說：‘我怎么能搞特殊化呢?大家不都這樣嗎？’他照常在工人食堂排隊打飯(通常是玉米糊糊、粗糧發糕、一點咸菜)。”

　　1964年，賽福鼎到喀什蹲點搞“社教”，堅持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郝成仁告訴我，他們隨賽福鼎到喀什疏附縣烏帕爾公社一個大隊抓“四清”試點。開始是在一位老鄉家吃飯，每天早晨飯桌上放著一海碗糊糊，按當地習俗先由年齡大的開始喝，然后一個一個往下輪，都用這一個碗。這家的一位長者有很長的胡子，每喝一口胡須上都要沾上糊糊。他們看到賽福鼎也跟著喝，心中有些別扭，提出不能在這里吃飯了，賽福鼎嚴厲地批評他們說：“群眾能吃，我們為什么不能吃？”郝成仁他們為了賽福鼎的身體健康，背著他向社教團團長趙子和同志申請每天增加一份牛奶，并把包谷馕換成白面馕。賽老見到他的飯菜變了，工作人員都躲在一邊吃飯，頓時面露慍色，后來老郝承認這是他同趙子和私下做的事。知道真相后賽老沒說什么，但是以后每次吃飯，他都要將牛奶和白面馕與大家一起分享。

　　賽福鼎平易近人，待人和藹，與老百姓之間沒有距離感。他在基層調研，群眾很愿意也敢于反映問題。可是有時候開座談會，賽福鼎不在，群眾就不愿發言或不知道怎么講話了。只要賽福鼎一到場，三言兩語就讓氣氛活躍起來了，群眾爭著發言。每當賽福鼎從群眾中了解到問題以后，都要與當地領導通氣，商量怎么解決。一天我們從喀什前往英吉沙，路過一片農田，那里有很多干活的農民，他立即叫司機停車，走下來同群眾打招呼。群眾一見是賽福鼎來了，都圍上前來，賽福鼎詢問了大家的生產生活情況，征求大家的意見。結果沒想到群眾紛紛訴起苦來，有的還哭了，他們反映少數基層干部作風霸道，打罵群眾。工作人員在一旁想制止這一場面，賽福鼎卻非常耐心地讓群眾把話講完。事后，賽福鼎非常嚴肅地批評了陪同的地委書記，責成地區派工作組深入調查，盡快解決群眾反映的問題并及時向他匯報情況。后來這里的干部作風發生了很大的轉變，群眾都十分感謝賽福鼎主席。

　　艱苦樸素，密切聯系群眾，關心群眾的疾苦，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黨的優良傳統，是黨贏得人民信任的法寶。賽福鼎經常說，人民群眾是我們共產黨人的父母，得罪他們甚至站到他們的對立面，那就不是共產黨!

　　實事求是改錯糾偏

　　1970年初，我當時正擔任新疆人民廣播電臺臺長，收到了一封申訴信。寫信人叫玉素甫江·艾合米迪，在和靜縣的一個大隊小學當教師，反映他父親被揪斗致傷的冤屈。他想給賽福鼎寫一封申訴信，提起筆又猶豫不決，他寫道：“賽主席日理萬機，像我這樣一個無名小卒寫的信能送到他手里嗎?”于是把信寄給了我。

　　我把這封信轉給賽福鼎，他在這封長篇申訴信上作了批示，并轉至沙灣縣政府。按照政策，玉素甫江父親的冤案很快得到了解決。

　　1970年“文革”期間，我當時擔任自治區文化局局長。新疆軍區文工團軍宣隊的領導強令一大批“出身不好”的業務骨干復員。舞蹈編導孫玲因有海外關系，復員到文化局工作，她委屈地向我傾訴心中的不平。軍區文工團人才流失，既使軍隊文藝事業受到損害，也影響了自治區文化事業的發展。賽福鼎了解了這一情況后，很快召開軍區黨委常委會議，研究決定，要把那些遭錯誤處理的業務骨干從全國各地找回來，讓他們第二次參軍重返新疆軍區文工團。

　　為了做通孫玲的工作，我和賽福鼎特地邀請她到家里做客，并叫炊事員專門為她包了餃子。吃飯時，賽福鼎動員孫玲回軍區文工團。他微笑地對因傷心而賭氣的孫玲說：“媽媽也有打錯孩子的時候，媽媽已經向你承認錯誤了，難道你還不能原諒你的媽媽嗎?”孫玲當即流下了眼淚。1973年7月，孫玲正式回到新疆軍區文工團，恢復軍籍，在自治區文化局工作的兩年按連續軍齡計算，并補發了兩年的差額工資……后來，孫玲成為國家一級編導、新疆舞蹈家協會副主席，為新疆的文藝事業作出了貢獻。

　　在工作上，賽福鼎同志是我的領導。1971年夏季，我受他委托，在自治區黨委一次專門會議上，向大家傳達賽福鼎同志關于解禁部分維吾爾民歌、樂曲的意見。我當場向大家播放了53支民歌和樂曲的錄音，向與會者征求意見。會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認識難于統一。民歌本屬于藝術范疇，受極左思潮影響，有人無限上綱，硬將它們與政治綁在一起，由于

　　缺少群眾喜歡的歌曲和音樂，許多人便偷偷收聽外國歌曲，因此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會議最終決定先“解禁”其中的30首民歌和樂曲，在電臺中播出。群眾在收音機里聽到這些熟悉的歌曲后，有人欣喜地流下了熱淚，有人還以為收聽的是外國歌曲，非?；艔埖叵蛏霞壨对V。在那個“極左”的年代，賽福鼎敢于為民歌平反，與他自身的文化素養及對藝術的理解有直接的關系。

　　為“烤肉匠”辦個執照

　　1989年8月，我和賽福鼎與包爾漢一家在北戴河休假。有一件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一天傍晚，北戴河區保衛處工作人員向賽福鼎反映：“有兩位年輕的維吾爾族烤肉匠在這附近賣烤肉，為保證住在海灘區域的領導人的安全，也為保證旅游者的飲食衛生，我們提出要檢查他們的營業執照，但他們拒絕接受檢查，一再堅持說：‘包爾漢先生和賽福鼎先生認識我們，他們知道我們不是壞人，知道我們用新鮮的牛羊肉烤肉串。’我們感到有必要向您報告這件事情……”

　　賽福鼎笑著問：“我的意見能否在明天說?”他們高興地說“可以、可以”便走了。接著，賽福鼎讓秘書賽買提·杜尕依里先與烤肉匠見個面，了解一下情況。

　　在海灘的沙包上搭起的一個臨時塑料帳篷前，賽買提見到了烤肉匠，向他們詢問：“你們怎么認識包爾漢和賽福鼎?”他們立即從住處頂部取出賽福鼎先生的歷史長篇小說《蘇圖克·布格拉汗》、包爾漢先生的《新疆五十年》，說：“瞧，我們就是通過這兩部書認識的。這兩位領導的名字，我們很早就知道。在北戴河，我們從遠處看見了他們，我們相信，他們會為我們辦理營業執照，并對當地行政人員和有關部門說幾句話的......”

　　沒想到好的歷史文學書籍，不僅可以廣泛流傳，還有這樣的社會影響力。作者包爾漢、賽福鼎，在維吾爾青年心中，他們是多么親近！

　　賽買提將兩人帶到了我們的住處。兩個小伙子大約都在20至25歲左右，一個來自拜城，一個來自阿圖什，他們披頭散發，滿面胡須，個人衛生很糟糕。我端上熱茶、點心，熱情友好地接待了他們。寒暄了一陣兒后，話題自然轉到了文學。這兩位青年都是高考落榜生，出于對文學創作的共同愛好，他們結伴北漂到北戴河賣烤肉謀生。他們既沒有新疆的證明，也沒有內地的營業執照，但他們相信，維吾爾族的兩位大領導會幫助他們辦理有關手續的。

　　賽福鼎在了解情況后，表揚了他們選擇自營謀生的道路，但同時囑咐他們要遵紀守法，只要在法律、法規、制度允許的范圍里做生意，就沒有必要到處躲藏，同時一定要繼承維吾爾族人民禮貌、誠實、干凈、整潔的優秀傳統，在內地樹立良好形象。

　　兩位小伙子熱淚盈眶地向賽福鼎和我道別。他們走后，賽福鼎特意吩咐秘書給北戴河有關部門打電話，要求他們幫助這兩位小伙子辦理營業執照、衛生許可證、暫住證等有關證件。兩天后，當地政府回復說，他們已為這兩個小伙子購買了返回烏魯木齊的機票，原因在于，北戴河的黃金旅游季節就要結束了。

　　如何鼓勵和幫助有志于在內地發展的維吾爾青年就業并安家落戶，以分享國家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成果，感受祖國大家庭的溫暖，迄今仍是一個必須解決好的大問題。中共中央、國務院最近在印發的《關于加強改進新形勢下民族工作的意見》中指出，要推動建立相互嵌入式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促進民族團結進步，對此，賽福鼎是富有遠見的。

　　謙虛和藹平等待人

　　賽福鼎回到中央工作之后，來北京看望和交談的人常年絡繹不絕。其中，除他在青年時期的戰友、后來一起共事的同事外，許多新疆的詩人、作家、藝術家也喜歡來看他。一些從未謀面的人來看望他，他從來不問對方的職務、官銜、級別等，有些農民、工人、一般干部見到賽福鼎后，都為他的平易近人所感動。

　　詩人鐵依甫江·艾里耶夫是賽福鼎的老朋友。他去世后，賽福鼎寫了一首題為《居熱提》的挽歌。新疆某高校的一位副校長讀了這首詩后，有些驚奇地當面問他：“他是一位副廳級干部，而您作為一位國家領導人怎么能為他寫詩哀悼呢？”賽福鼎深情地說：“他是一位維吾爾詩人，‘居熱提’是他在三區革命時期發表詩文使用的筆名，從那個時候起，我們就一直敬重他，我們對他的去世也應該說些什么呀。”發表這首詩的《新疆日報》送到北京后，賽福鼎像朗讀別人的詩文一樣認真朗讀了一遍又一遍。他說：“廳長和詩人是兩個概念，廳長可以選拔、任命，也可以免職、調任，但是詩人只可以培養，不能任命，不能調任一個人去寫詩，詩人不是可以免去、撤職的，是不是這樣？”賽福鼎這段語重心長的話語，令在場的秘書賽買提終生難忘。

　　共產黨人不要高高在上、脫離人民，賽福鼎經常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許多干部從他謙虛和藹、平等待人的風范中受到感染和啟迪。

　　賽福鼎對于身邊的工作人員，經常以“多斯托姆”(意為我的朋友)相稱。負責文件處理的李繼承秘書和賽買提·杜尕依里都以“賽福鼎阿卡”(意為“賽福鼎大哥”)來稱呼他，負責家務的姑娘們和廚師都稱他為“達達”(意為父親、爸爸)，警衛員和司機稱他為“賽老”，他非常喜歡這些稱呼。這不僅體現了賽福鼎與人平等相處的關系，也表現出他謙和待人的魅力。

　　晚年回疆寄語深長

　　上世紀80、90年代之交，北京的政治風波、前蘇聯的遽然解體，影響到新疆的政治穩定和民族團結。在中央安排下，1988年、1991年，我陪同賽福鼎兩次回新疆視察工作，共計180余天。那時，賽福鼎已年過古稀，身體又有病，1989年還做了心臟搭橋手術。在新疆期間，自治區領導和機關同志都勸賽福鼎多休息，不要太勞累，但他總是要求將自己的工作日程安排得滿滿的。兩次回新疆，他深入到部隊、兵團、工廠、農場、機關、學校、街道，足跡遍布12個地州，直接與四五千干部群眾進行了交談。

　　在視察新疆的日子里，賽福鼎強調得最多的就是“平等、團結、互助”六字原則。他歷來主張漢族與少數民族都是中國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成員，教育大家要樹立國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觀念，破除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大民族主義思想，從根本上鏟除民族分裂的思想基礎。他說：“中國漢族是主體民族，占94%以上，沒有漢族為主的中國革命，就沒有全國各族人民的解放，我們都是一家人，反對漢族實際上就是反對自己民族。”賽福鼎的講話，體現了他的寬闊胸懷，以及在政治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一貫性。

　　江澤民同志對賽福鼎在穩定新疆中發揮的作用曾給予高度評價：“賽老在反對民族分裂主義的問題上，旗幟鮮明，態度堅決，體現了一名老共產黨員堅定的政治立場。”

　　賽福鼎十分關心新疆青少年一代的教育培養。1991年，賽福鼎來到克州調研，在接見縣以上干部時說：“……要重視文教事業，你們還有三分之一的學校危房沒有解決，這不是件小事，一定要一家一家把危房問題解決好。你們的小學入學率達到95%這不錯，但你們的初高中入學率分別只有60%和50%，要把這兩個入學率提上去！”

　　2010年以來，在國家實施的援疆大政中，19個省市對口援疆，新疆各地州的學校已成為當地最好的建筑。賽福鼎同志的夙愿實現了。

　　賽福鼎總是站在國家利益的高度來看待孩子們的學習教育。他贊成各民族的孩子在共同的學校里一起上課，從小讓他們受到祖國大家庭的文化熏陶，從而融洽感情，為祖國統一的千秋大業打下牢固的基礎。他的這些主張，與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改進新形勢下民族工作的意見》中“堅定不移推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不斷提高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教育水平，加強學前雙語教育”的精神是一致的。賽福鼎的漢語水平正是在交流和學習中不斷提高的，所以他知道，雙語正是少數民族實現進步、融入祖國大家庭的橋梁。

　　在賽福鼎同志誕辰100周年之際，全國政協牽頭拍攝了六集文獻電視片《賽福鼎·艾則孜》，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編輯出版了《賽福鼎畫傳》，賽福鼎詩集、文集、歷史小說系列著作亦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中央辦公廳專門主持召開了紀念賽福鼎同志誕辰100周年座談會。我今年已九十有四，看到國家欣欣向榮，人民生活安居樂業，新疆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變，我心中充滿了溫馨，充滿了歡喜。國家富強，各民族平等、團結、互助，共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是對賽福鼎同志最好的緬懷與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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