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彩是中國古代陶瓷工藝的珍品，不僅是最華麗的，也是文化內涵最豐富的一種低溫鉛釉陶器，胎料多系白色胎土，多是二次燒成。其主要特點是色彩斑斕，顏色有黃、綠、白、褐、藍、黑等色，而以黃、綠、白三色為主。因其產生、鼎盛、衰落都在唐朝，所以稱之為“唐三彩”。唐三彩主要是作為明器出現的，按形狀，可以分傭、馬、駱駝等雕塑和盤、壺、瓶等器具兩大類。其燒制技藝特別精美、藝術價值很高，凝聚了古代各族勞動人民的偉大創造力。

　　絲綢之路，形成于公元前2世紀與公元1世紀之間，是一條東方文明與西方文化之間經濟、政治、社會生活等進行交流的主要道路。西漢時期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形成了絲路的基本干道，公元8世紀前期達到鼎盛，而后逐漸衰落，但仍保持使用，直到清代實行閉關鎖國政策，絲綢之路被阻斷。其巔峰時期是在唐前期，和唐三彩的產生、發展、衰落是一致的，除了偶然因素還有必然的原因。

　　唐三彩出現在盛唐時期必有它的歷史原因。首先，唐朝國家強盛，唐太宗統一了北方和西南少數民族，護送文成公主去西藏和松贊干布“和親”，開啟了各民族大融合的安定局面，大大促進了中原和邊疆的成產發展和經濟繁榮，這是唐三彩繁榮的重要內因。當時，大唐處于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國家、民族和社會自信，對外實行開放的外交政策。形成于公元前2世紀與公元1世紀之間的絲綢之路達到了鼎盛時期，特別有利于發展中外貿易關系和文化交流，中原文化和西域文明通過絲綢之路互相影響，這是唐三彩發展的外部原因。表現在藝術上，呈現出千姿百態的新氣象，唐三彩就是在內外因影響下應運而生的一種藝術。主要體現在以下兩點：

　　1唐三彩的動物俑造型

　　唐三彩中動物傭造型較多，顯然是通過絲綢之路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異域動物形象十分突出。如獅子俑就受到波斯薩珊王朝的影響，甚至有獅子帶翼的形象出現，與薩珊王朝的銀器造型很像，如出一轍。更典型的是駱駝傭，作為絲綢之路鼎盛時期的產物，具有強烈的西方文明特征。這尤其體現在造型上，如洋馬、中亞種的雙峰駝，都呈現出英姿颯爽的狀態，讓我們看到通過絲綢之路，唐朝與西域的緊密聯系。看到這些駱駝的造型，我們就會想象出胡人在長安經商、生活的影子。

駱駝俑（圖片來自網絡）

　　為什么會出現如此多而又千姿百態的駱駝傭呢？到大唐，絲綢之路已經發展到鼎盛時期，作為其主要交通工具的駱駝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盛唐時的中國國家統一強盛、物產豐富，吸引著西域的胡商通過絲綢之路不遠萬里來到中原。來自西域的特產諸如瓜果、佛教、魔術、音樂、舞蹈、雕塑等通過駱駝——這一最重要的運輸載體來到中原。而中原的絲綢、瓷器、冶鐵鑄造技術等也通過絲綢之路傳到西亞乃至歐洲。因此，駝隊是當時政治經濟文化交流最重要的運輸載體。

　　絲綢之路沿線基本上是沙漠，享有“沙漠之舟”美譽的駱駝，成為絲綢之路上必不可少的交通運輸工具，以其默默無聲的千年負載，贏得了中原和中亞、西亞乃至阿拉伯商人的敬重。所以，駱駝成為唐三彩中重要的造型表現形式。唐三彩綿綿不斷地受到絲綢之路的影響，也體現著經濟文化交流影響著藝術的發展趨勢。

　　2唐三彩人物俑中的胡人形象

　　胡人就是通過絲綢之路源源不斷地來帶長安，盛唐時長安城有許多胡人，有經營的邸店、珠寶店，也有開辦的胡食店、酒店等，甚至有胡人在大唐做官，當時的國都長安就是胡人在我國最集中的城市。

　　唐三彩人物傭中胡人形象很多，最為常見的是深目高鼻，且頭戴尖頂帽，身穿折領衣，牽著鳴駝駿馬，一副商人的模樣。其中永泰公主墓中的三彩胡人俑，頭發向兩邊分開，各梳一條辮子于耳后，身穿翻領交襟窄袖的綠色胡服，翻領的里層為黃褐色，腰中系帶，袍的下擺開叉，左邊好像隨風翻起。他左手叉腰，右手上舉，身邊雖然沒有馬或駝，但從他右手似握轡的姿態看，仿佛一匹矯健的駿馬或高大的駱駝就在他身邊嘶鳴。甚至有的胡人俑還抱著西域樂器，邊彈邊唱。（來自中國社會科學網）

胡人騎馬（圖片來自網絡）

　　甚至在服裝的裝飾中也體現胡人的形象，越王李貞墓中出土的三彩騎馬女俑頭戴折沿高帽，是胡帽中的一種，她身著圓領長袍，衣袖瘦窄，都是女子胡服的典形式樣。鄭仁泰墓中出土的侍女俑，身著男裝，衣服為翻領胡服。（來自中國社會科學網）

　　唐三彩中的胡人傭和衣著裝飾體現絲綢之路帶來的藝術影響，我們欣賞唐三彩的同時不能忽視其產生的背景——絲綢之路。

　　八世紀中葉安史之亂后，唐朝國力衰落，唐政府沒有更多的精力來維護絲綢之路的通順，使得絲路貿易中斷，唐三彩也開始衰落甚至絕跡。固然唐三彩的繁盛和唐前時期的國力有很大的關系，國家統一、經濟繁榮、文化發達，這是唐三彩產生的基礎，而我們不能否認外來文化的影響，絲綢之路則是影響唐三彩造型、裝飾的外在力量。唐三彩是絲綢之路發展到鼎盛時期中西方文化影響的產物。（中國文物網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