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專家顛覆甲午海戰 揭秘甲午海戰諜報戰場

　　1868年，日本明治政府成立之始，即以對外擴張為基本國策，逐步形成了以征服朝鮮、侵略中國并進一步染指周邊亞洲國家的“大陸政策”。在整飭軍備的同時，日本處心積慮地展開了對中國的諜報活動。

　　1871年7月，日本兵部省始設陸軍參謀局，諜報工作成為其職責之一。1872年，日本撤兵部省，分設陸軍省和海軍省，翌年陸軍參謀局改稱陸軍省第六局，設間諜都指揮使，有了專門的間諜機構。1878年成立參謀本部以后，設立了管東局和管西局，管西局負責對朝鮮和中國的間諜活動，1882年增設海防局。1886年日本參謀本部進行大改編，在新設立的陸軍部和海軍部中分設第一、二、三局，并根據新頒布的《參謀本部條例》細化了各局職責。1889年參謀本部設立參謀總長一職，直隸于天皇，不僅負責陸海軍對外作戰的大計劃，而且全面執掌對外諜報工作乃至駐外公使館的情報業務。

　　在情報機構日臻完善的同時，日本對中國這一主要戰略方向的諜報布局和情報偵察活動也次第展開。

　　1871年，日本首次向中國派遣九名留學生，用一年的時間學習漢語，主要目的是培養針對中國的情報人員。這批留學生后來大都參加了1873-1874年間對臺灣的偵察和作戰行動。1872年到1874年，日本開始向中國東北和臺灣派出軍事間諜，為北上侵略朝鮮、中國，南下侵略臺灣做準備，其中就有后來參加侵略臺灣和甲午戰爭的樺山資紀。

　　1873年，鳥尾小彌太就任日本陸軍少輔，兼管對外情報工作。在陸軍卿山縣有朋的支持下，他確立了瞄準中國，伺機戰而勝之的陸軍政策，這實際也成為甲午戰前日本的東亞政策。為此，鳥尾小彌太決定以中國為假想敵，有計劃地派遣間諜進行系統全面的偵察活動，并制定了有具體偵察內容的甲乙丙三號訓令：

　　甲號偵察內容：政體、法令及民心向背;中樞大臣的威望及其品行;官員職務分工及其人員數;言語、風俗、人情;財政收支和國庫情況;人才有無狀況;對外國的交往、待遇及所訂條約;兩稅法及所有田租諸稅，滿人和漢人的種種權利差別。

　　乙號偵察內容：陸海軍的兵制及編成;兵士管理與訓練;各級兵隊員數;槍炮制造及彈藥之優劣;統兵大員有幾人及士氣漲落;軍艦數量及其馬力、噸位數;戰略戰法。

　　丙號偵察內容：山岳高低走向、河海深淺、地理形勢及城郭要沖之地;經緯度及地學上之位置;各地暑寒風雨氣候情況;動植物產品與當地人之食物、芻秣及薪炭;戶數及人口概計;市街狀況及各地盛衰變化;各種礦山;地方病及當地人之預防辦法;運河及水利;馬匹是否有其他可用食料或可替代之負重牲畜。

　　1875年，在陸軍少佐桂太郎的建議下，日本建立了武官制度。1878年，桂太郎關于撤銷參謀局、建立直屬天皇的參謀本部的建議再次被采納，桂太郎出任管西局長，直接負責對華諜報工作。1879年，桂太郎親自微服潛入中國，從華南到華北，重點對天津、北京進行調查。1884年爆發了中法戰爭，日本在華間諜活動極其猖獗，上海東洋會館、“福州組”竊取了中國海防大量情報。1886年，日本派駐中國的諜報武官荒尾精選擇了具有交通樞紐意義的漢口開設了樂善堂支店。荒尾精還在上海建立了日清貿易商會和日清貿易研究所，后者實際是一個培養間諜的學校，后來的宗方小太郎、石川伍一等著名諜報人員都出自于這一間諜機構。這一時期，日本已經形成了從沿海到內地的間諜網絡，搜集了大量情報。其中，根津一整理編纂成三大冊2000多頁的《清國通商綜覽》，為日本軍政當局侵華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資料。

　　宗方小太郎在威海衛

　　1887年，時任日本陸軍第二局局長、陸軍大佐小川又次在第二次親自潛入中國進行廣泛調查和偵察的基礎上，寫了《征討清國策案》，提出了全面的陸海對華作戰計劃，日本侵華戰爭進入了實際操作階段。為配合實現“攻占北京，擒獲清帝”的戰略目標，日本諜報活動也成為戰爭準備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在1894 年甲午戰前達到極為猖獗的程度。其中，宗方小太郎是最著名的間諜之一。

　　宗方小太郎是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后來到上海的，隨即進入上海東洋學館學習中文。在求學的過程中，他剃發易裝，打扮成中國人游歷北方九省，全程步行，歷盡艱險，從此成為“中國通”。1886年宗方小太郎加入荒尾精的漢口樂善堂間諜機構，擔任了北京支部主任，主要負責刺探清政府中央情報。1890年應荒尾精之邀在上海日清貿易研究所擔任學生監督。

　　1894年6月，日本發動戰爭在即。當時，日本陸軍已經在朝鮮占據兵力優勢，海軍也進行了調整和改編，組成了聯合艦隊。而對于發動戰爭和取得勝利，日本最大的顧慮是中國北洋海軍的存在。因此，如何掌握黃海制海權便成為一個極為關鍵的問題。日本海軍軍令部幾經斟酌，決定調經驗豐富的老牌間諜宗方小太郎到煙臺，嚴密監視北洋艦隊的行蹤，以作為日本艦隊爭取海上主動權的第一步。宗方小太郎從漢口到達煙臺后，接受日本駐華武官井上敏夫海軍少佐的指令，兩次在威海潛入北洋艦隊基地偵察，獲得大量第一手情報。

　　從宗方小太郎留下的日記看，7月8日至13日，宗方小太郎從煙臺日本領事館到威海衛，在威海城內制高點環翠樓俯瞰威海全港，第一次親眼目睹了港內北洋艦隊的艦艇數目及分布;7月22日至26日，宗方小太郎第二次進入威海衛，不但查點了北洋艦隊錨泊的軍艦數，還偵察了威海南幫和北幫的海防炮臺。此期間發生了豐島海戰，日本不宣而戰，挑起了甲午戰爭。

　　開戰以后，宗方小太郎在7月28日赴天津參加了日本間諜密會，旋即帶著繼續監視北洋艦隊行蹤的任務回到煙臺。8月1日，中日兩國同時宣戰。由于處于交戰狀態下，日本駐華領事官員不得不撤旗離館，武官井上敏夫奉命回國，宗方小太郎留在煙臺代行其事。在此后的20多天里，他坐鎮煙臺，指揮收買的中國漢奸頻繁往來于煙臺和威海之間，用電報暗語向日本當局報告北洋艦隊的行蹤。

　　其暗語總共有六句。這六句暗語，已經可以將北洋艦隊的行蹤基本包括。有文章說宗方小太郎在威海探得北洋艦隊的出發時間，日本聯合艦隊遂得以在9月15日部署于朝鮮黃海道大東溝附近，以逸待勞，為隨后爆發的鐵甲艦隊大決戰做好了準備。實際上宗方小太郎由于間諜行蹤暴露于8月26日逃離了煙臺，這一戰功與他不相干。但他不斷為日本聯合艦隊提供北洋艦隊準確的行蹤，他提出在渤海海口游弋襲擾北洋艦隊的建議得到采納并非常奏效。宗方小太郎回到日本后得到天皇的召見，日軍將領評價宗方說：“日清戰爭之時，他密行威海衛軍港，詳細偵察敵情，對君國做出極大貢獻。”

　　宗方小太郎只是日本諜戰的個案而絕非唯一。正是這種大量具有戰略預置和戰爭準備的諜戰，使日本始終在甲午戰爭中牢牢掌握著戰爭的主動權。

　　石川伍一驚天大案

　　1894年8月，中日兩國宣戰之初，爆出一則驚天大案，日本間諜石川伍一和中國漢奸劉棻同時被捕，隨后被清廷公開處死。

　　石川伍一，日本秋田縣人，1884年18歲時來華精研漢語，1887年加入設在漢口的日本間諜機構樂善堂，開始了專職間諜生涯。1891年石川被派到天津，擔任駐地武官助手，流竄于山東、直隸及奉天等地，從事各方面的調查。1893年，他乘船由煙臺出發，游歷渤海海口各海島，并觀看旅順炮臺，回程中又專門到旅順后路，及朝鮮大同江和仁川口等處偵察。同年，他再次隨同日本駐天津武官神尾光臣等進入旅順、大連、威海等地，詳細窺探了清軍各海防要塞的布局、設防情況。

　　回天津后，石川伍一以紫竹林松昌洋行職員的身份為掩護，成功收買了天津軍械局的書辦劉棻(又稱劉樹棻、劉五等)，獲得了清軍各軍械營槍炮、刀矛、火藥、子彈數目清冊，各軍械所制造彈藥多少，現存多少等大量第一手軍事情報。

　　1894年8月1日中日宣戰后，日本外交人員開始撤離中國，神尾光臣安排石川伍一和鐘崎三郎兩人潛伏下來繼續間諜活動。此期間，包括石川伍一和鐘崎三郎的日本在華人員的行蹤實際都已經在中國方面的嚴密監控之下。

　　由于美國領事堅決反對石川伍一繼續留在紫竹林租界內，石川不得不搬到劉棻家。8月4日，日本領事館人員及其家屬搭乘一艘英國客輪“重慶”號撤離天津。時值“高升”號慘案發生不久，天津當地民眾冒充清軍登“重慶”號搜查并痛毆了撤離的日本外交人員，意外地搜獲日本間諜瀧川具和發給天津領事館武官的密信，獲悉了潛伏日諜石川的動態。這一天，石川伍一在劉棻家被捕。

　　石川伍一被捕后在供單中承認：“我系神大人(即神尾光臣)差來坐探軍情的。自光緒九年，即在中國北京、天津等處往來。現在住在軍械所劉樹棻(即劉棻)家中，或來或去。……我認識劉樹棻，系張士珩西沽炮藥局委員李輔臣令王小波引薦的，已有三年了。劉樹棻已將各軍械營槍炮、刀矛、火藥、子彈數目清冊，又將軍械所東局、海光寺各局制造子藥每天多少、現存多少底冊，均于正月底照抄一份，交神大人帶我回國”，“打電報叫日本打高升船官兵的信，是中堂衙里送出來的，電是領事府打的。”間諜證據確鑿，加上涉及李鴻章的外甥張士珩等復雜因素，盡管有美國人斡旋講情，石川伍一還是在9月20日被槍決，劉棻被押解市曹公開斬首處決。

　　這是甲午戰前20多年日本長期進行間諜活動的一個典型案例，也是日本在甲午戰爭中對中國展開諜戰的一個案例。但這亦只不過是一個被公開的明案。事實上，日本在開戰前后的間諜活動已至登峰造極：

　　——上海報告，“倭人在滬設有日清研究所，約七八十人。五月以前，陸續散去，聞多改作華裝及僧服者分赴北京、津、煙、江、浙、蜀、鄂、閩、臺各處”。

　　——天津報告，駐天津的日本領事每天“派奸細二三十，分赴各營各處偵探，并有改裝剃發者”。

　　——德國商人滿德說，“及滿德從火車時，又有一倭人同載，……則愛仁、飛鯨、高升載若干兵、若干餉，何人護送，赴何口岸，該倭人無不了徹于胸也。既能了徹，安見不電知上海，由上海電知伊國也。不然，高升船之罹災，何以若是之速也?”

　　甲午戰爭期間，日本還成功破解了清朝的電報密碼。1894年6月22日，日本外相陸奧宗光致送清朝駐日公使汪鳳藻的一件照會，別有用心地將日文譯成中文，長達387字;第二天，汪鳳藻派人將這份照會用密碼電報送日本電報局發往總理衙門。兩相比對，日本外務省旋即掌握了這套密碼的規律，而清朝官員竟然絲毫不知情。甚至，1895年李鴻章赴日進行馬關談判，竟然還帶著這套舊的密碼，致使李在和談期間與北京的往返密電內容，包括中方割地及賠款的底線等，全部為日方所了解。

　　嗚呼哀哉，如此諜報戰，使中國在整個甲午戰爭中徹底被動，近乎于“裸奔”。中國失敗的原因，由此可見一斑。

　　摘自《世界知識》(張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