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高溫期來臨，人社部等四部門3日下發通知，要求各地發放高溫津貼。記者注意到，自6、7月份以來，北京、上海、廣東等多地的高溫津貼進入發放期。但是，有網友反映多年沒有領到高溫津貼，有許多地區的高溫津貼標準已經數年沒有進行調整。專家表示，要明晰監管責任，加大監管和處罰力度，以促進高溫津貼的落實。(7月4日 中國新聞網)

　　年年高溫季，高溫補貼都會成為社會關注的話題，而相關部門發文要求發放高溫補貼，業已成為例行公事。令人尷尬的是，高溫補貼依然還是權利者的奢求，盡管法律有著明確的規定，高溫津貼的標準也不斷在進行調整，然而“沒有聽說過有高溫補貼”還依然有廣闊的市場，也足以見證權利處于何種蒼白的境地。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在很多地方高溫津貼標準多年沒有進行調整，在物價不斷飛漲的情況下，即便只具有象征意義的高溫津貼，依然還只是一種殘缺的權利。

　　確切的說，在勞動權益相對弱勢，而權益保護還有待改進的現實情況下，若是連更為剛性的工資難以避免被拖欠，那么地位更弱一等的高溫津貼，就真的可能是“爺爺不疼，姥姥不愛”。資方往往以逐利作為最高目標，要讓企業家真正履行起應有的責任，就不能只進行道德層面的強調，不斷完善法律法規，明確剛性的監管責任，加大對違法行為的懲處，才能讓高溫津貼真正惠及每個勞動者。

　　目前，發放高溫津貼執行的是2012年修訂的《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作為部門規章，其在效力上受到極大的限制，加上規定本身的粗糙性，也給執行帶來了極大的麻煩。這就需要將之上升到更高的法律層面，比如可以考慮將高溫津貼等高溫勞動保護措施列入《勞動法》，將相關權利義務法律化。更重要的是，在各地執行標準不一，行動不統一的情況下，通過提高法律的層級，以進一步強化其效力，才能達到頂層設計的目的。

　　其次，按照《勞動保障監察條例》的規定，責令用人單位按時足額發放，逾期不改的，處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罰款，由此形成的違法成本也嚴重偏低。如果違法成本不能超過發放高溫津貼的數額，自然就難以產生倒逼作用。尤其對用工數量大，特別是建筑公司這種需要大量在外作業人員的企業，更是作用不大。很顯然，處罰的偏低和違法的代價太小，都無以形成威懾和促進作用，從而也成為企業方有恃無恐的原因所在。只有進一步加大處罰力度，不斷提高違法的風險和代價，才能讓資方懼于后果而不能越雷池半步。

　　再次，要明確監管主體，并提高監管效率。雖然《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賦予了人力資源和勞動監察部門以處罰權，然而對安監部門、工會組織的具體職責、如何履職、不履職又該如何問責，卻沒有作出具體的規定，使得本具有發現之職的相關組織和機構，未能起到應有的作用，并因之導致糾錯機制未能在第一時間得到發揮，從而才產生了“不知有津貼”的強烈反差。因而，若是不能明確各方責任，尤其是解決事前、事中監督和信息反饋的問題，那么高溫津貼的落實依然困難。

　　最后就是要發揮社會共治的作用。權利不可能從天而降，離不開權利者的抗爭與爭取。因而，作為高溫津貼享有者的勞動者，應當敢于和善維護自身的權利，并同侵權行為進行堅決的頭爭。一方面，勞動者要勇于向相關部門進行投訴舉報，積極提供線索讓監管部門更有作為;另一方面，勞動者還可以采取用腳投票的方式，集體“說不”才能讓權利獲得尊重與滿足。除此之外，其他公益組織、民間機構和媒體記者，都應發揮自身的作用與優勢，攜手并肩為維護勞動者的高溫津貼權而鼓與呼。

　　總之，實行了多條腿走路，并采取了釜底抽薪的策略，高溫津貼才不會成為權利者的心頭之痛，也不會成為權利弱勢的諷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