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卓 制圖

　　隨著北京、天津、河北關于落實《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實施方案的相繼審議通過，作為三地協同發展突破口的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進入了全面推進實施階段。北京的功能定位得以進一步明確：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其中，除政治中心外，文化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國際交往中心都與文化有著莫大的關系。因此，在非首都功能疏解過程中，文化或者文化產業處于什么樣的位置值得我們關注。

　　近日，北京、天津、河北相繼審議通過了本地落實《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的實施方案，明確了各自功能定位和發展目標。隨著三地實施方案的出臺，作為三地協同發展重要突破口的產業升級轉移，其路徑也日漸清晰，其核心正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而何為非首都功能？如何疏解非首都功能？在這個過程中，文化或者說文化產業處于什么位置？面臨什么樣的發展機遇？一時之間成為多方關注的熱點話題。

　　何為非首都功能

　　“凡是不符合首都城市戰略定位的功能都可以認為是非首都功能。”7月16日上午，北京市發改委主任盧彥在向媒體介紹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具體措施時表示，非首都功能主要包括一般性制造業、區域性物流基地和區域性批發市場、部分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功能以及部分行政性、事業性服務機構。

　　此次疏解北京市非首都功能的前提在于進一步明確三地功能定位。其中，北京為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天津為全國先進制造研發基地、北方國際航運核心區、金融創新運營示范區和改革先行示范區；河北為全國現代商貿物流重要基地、產業轉型升級試驗區、新型城鎮化與城鄉統籌示范區、京津冀生態環境支撐區。

　　對于權威部門的這個解讀，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長趙弘認為，轉移多少項目不是問題，關鍵是代表了城市發展的一個方向，北京的產業發展首先要圍繞城市的核心功能進行布局，其次是與核心功能相配套的支撐功能和服務功能，不符合這三個方向的產業都有可能成為被疏解的對象。

　　而從北京市制定的新增產業的禁止和限制目錄來看，標準更嚴、門檻更高已成趨勢。據介紹，目前北京市正在修訂2015年版的新增產業禁限目錄：全市層面受到禁限的行業占全部國民經濟行業分類的比例由32%提高到了55%；朝陽、海淀、豐臺、石景山將執行與東城、西城一樣嚴格的禁限措施，受到禁限的行業占全部國民經濟行業分類的比例將從42%提升到79%。這也意味著，國民經濟行業分類中近八成的產業嚴禁在北京城六區發展。

　　首都文化功能凸顯

　　面對幾乎稱得上嚴苛的禁止和限制產業目錄，以及迫在眉睫的疏解時間表，文化產業業內人士卻從中看到了機會。

　　“北京未來發展要走向高精尖，總體上減少人員集聚，以最少的人口、最少的資源占用，來獲取北京城市發展所需要的經濟財力的支撐，把經濟的規模體量控制在一定范圍內。”業內人士稱，北京需要“高精尖”產業來服務其核心功能定位。而從已經明確的北京功能定位中可以看出，除了全國政治中心這一定位外，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這三個定位都與文化產業有著莫大的關系，這意味著文化產業將在未來的北京發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由于非首都功能的產業如一般性制造業和批發市場具有極強的就業吸附能力，它們的疏解將會帶走相當一部分就業人員，在短期內，必將為北京帶來一定的就業和經濟增長壓力，需要新興產業以較快的速度進行“補位”，首都才不會因為疏解造成較大的經濟“失血”。從這一點來看，已經具備了較好發展基礎的首都文化產業也將有較大的發揮空間。

　　此外，隨著非首都功能的疏解，一般性制造業和教育醫療資源等將陸續遷至河北和天津，預計首都城區范圍內將有眾多的地塊可用于建設文化產業聚集區等，不但為首都文化產業發展提供了新的物理空間，也為相關區域布局的重新調整提供了可能性。

　　而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宏觀大背景下，疏解了非首都功能的北京隨后的重點發展方向，也為文化產業的融合發展提供了全新的機遇。“為解決‘城市病’、實現可持續發展，北京將支持企業加強創新，并著力于信息安全、4G移動通信、大數據與物聯網、智能制造裝備等產業生態建設。”北京市經信委主任張伯旭日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北京作為科技創新中心，應抓住《中國制造2025》和“互聯網+”行動計劃的契機，打造高端產業集群，培養新一代產業競爭優勢，實現從“在北京制造”到“由北京創造”的戰略轉型，并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這其中，文化產業本身的發展機遇，以及文化產業與其他產業可能產生的融合想象空間，都是巨大的。

　　國外經驗值得借鑒

　　功能疏導和新城建設是一個長期、試錯的過程。結合國外城市化的經驗，無論產業協同、交通連接，或是新城建設，城市功能疏解和調整，失敗的案例不少，但凡成功的，無不遵從市場化規律，經歷不斷糾錯和調整。京津冀一體化和疏導非首都功能，不妨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

　　北京大學教授楊開忠認為，從縮減非首都核心功能的角度考慮，可以學習韓國新行政首都世宗，選擇一個離首爾80公里至100公里的地方，高水平、高起點建設一個行政文化新城。

　　此外，美國首都華盛頓和日本東京也是兩個值得借鑒的對象。

　　在功能定位上，疏解非首都功能后的北京和華盛頓多有相似之處：都是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值得一提的是，在華盛頓的國會大廈和白宮之間有“聯邦三角”建筑群，其中包括國家美術館、國家檔案館、泛美聯盟、史密森國家博物館等。此外，華盛頓還有9所高等院校。創建于1800年的國會圖書館是馳名世界的文化設施，華盛頓歌劇院、國家交響樂團、肯尼迪藝術中心等都是美國著名的文化機構。這些文化機構的存在使得華盛頓在發揮其政治中心的功能之外，也是美國的文化中心之一。由于定位明晰，多年來華盛頓面積和人口基本穩定，市區面積178平方公里，人口僅為60萬，環境優美，適宜居住。從文化基礎設施上來看，北京同樣擁有國家圖書館、國家博物館、國家大劇院等國家級文化設施以及眾多民營文化機構，北京對文化從業人員的吸引力也是不言而喻的。在這些前提條件下，北京發展成為文化中心并非難事，但是如何提升城市文化形象、有效控制常住人口，為城市經濟發展作出貢獻是北京需要向華盛頓學習的。

　　在發展經歷上，北京則與東京較為相似。上世紀60年代，為了疏解東京功能綜合、單極化發展的局面，日本當局實施了六次國土整治規劃。在“城市化—郊區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的路徑下，人口和產業轉移出去后，通過發展現代服務業、提高容積率，騰挪出來的空間得到集約利用（即“城市再生”），既疏導了人口和交通，又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土地。在這個過程中，文化產業成了東京重點發展的產業。

　　業內人士稱，北京可在借鑒國外經驗的基礎上，結合自身特點進行功能疏解。不過，一定要認識到北京首都優勢（特別是就業機會、公共服務）對于資源的天然吸附力短期內難以改變，京津冀三地間財稅、投資體制不統一的制約短期內也難以改變，再加上各級政府對產業交通和功能調整規劃的慣性主導，實現京津冀一體化和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宏偉藍圖困難很大，對此應有足夠的估計并準備好相應的應對措施。（蘇 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