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奇葩規定 ：壽酒只有年滿70周歲及以上的老人才能舉辦,且每間隔十年才可操辦一次；當地居民只能操辦婚嫁酒、喪事酒、壽酒三種宴席；操辦酒席須提前15日(喪葬在事中或事后15日內補報)提供相關證明進行申報,審核批準后方可操辦酒席

　　2當地回應：初衷是為了遏制當地“巧立名目濫辦酒席宴客斂財”不正之風,引導國家公職人員和群眾形成文明節儉的生活方式。以空山鄉為例,該鄉人均年收入在4800元左右,但每戶村民年均禮金開銷都在兩萬元左右,多數村民不堪重負

　　3專家意見：依法治國是要求“法無授權不可為”,不是說政府覺得是好事就能管,一定是要有法律依據和授權,否則就是對老百姓的生活進行干預。這一規定就是超越職權、于法無據

　　新華社北京8月5日新媒體專電(“中國網事”記者李倩薇、王厚啟)近日,四川省通江縣公布了一則《關于進一步規范國家公職人員和群眾操辦酒席的通知》,規定農村和城鎮居民只允許操辦婚嫁、喪事和壽宴三類酒席,而壽酒只有70歲以上老人才可操辦。此通知引起社會熱議,網友紛紛吐槽這一規定“管太寬”,法律界人士表示這一行為“超越職權、于法無據”,而當地則有居民表示“人情負擔太重、濫辦酒席之風確實該剎車”。“管太寬”規定為何頻頻出現?究竟是民情所需還是權力任性?

　　老百姓辦壽宴需滿70歲?四川通江一紙規定被指“奇葩”

　　這則通知規定:壽酒只有年滿70周歲及以上的老人才能舉辦,且每間隔十年才可操辦一次；當地居民只能操辦婚嫁酒、喪事酒、壽酒三種宴席,喬遷、升學、滿月、參軍、開業、釘門、立碑、過關、謝師等一律不允許操辦酒宴……

　　除了對范圍進行規定,當地居民申報還要“過五關斬六將”,農村和城鎮居民操辦酒席須提前15日(喪葬在事中或事后15日內補報)提供相關證明進行申報,審核批準后方可操辦酒席,未經申報批準的一律視為違規操辦酒席,違規操辦酒席的,將按相關“村規民約”進行嚴厲處罰。

　　如此嚴厲的規定,在網上引發了網友激烈的爭論。很多網友指出70歲辦壽的年齡限制沒有考慮實際情況,網友“@少恭的奈落”說:如果老人沒活到70歲,那豈不是沒法過大壽?網友“唐缺”說,即便當地這方面風俗真的“不好”,需要的也是社會風俗的演進而不是強制性的行政命令。

　　當地回應稱本意為遏制濫辦酒席　民眾表示“人情負擔”太重

　　對于網友的質疑,8月4日晚,通江縣政府向記者提供了一份名為“關于《中共通江縣委辦公室通江縣人民政府辦公室關于進一步規范國家公職人員和群眾操辦酒席的通知》有關情況的說明”,就《通知》出臺的背景和目的作出了說明。

　　該縣縣政府辦公室有關人士告訴記者,此文件的初衷是為了遏制當地“巧立名目濫辦酒席宴客斂財”的不正之風,引導公職人員和群眾形成文明節儉的生活方式。

　　該縣民政局有關負責人表示,當地濫辦酒席之風嚴重,以空山鄉為例,該鄉人均年收入在4800元左右,但每戶村民年均禮金開銷都在兩萬元左右,多數村民不堪重負。對此,2014年空山鄉各村通過村民代表大會,制定“村規民約”來規范酒宴操辦,各村(社區)成立“紅白理事會”進行監管。實行之后效果較好,村民對規范濫辦酒席很支持。因此,此次縣里將這一經驗推廣至全縣范圍。

　　對此,當地居民趙敬生表示,通江的人情負擔非常重,“各種小事都要辦酒席,別人都辦你不辦,那你不是虧了?就這樣惡性循環,越來越嚴重。”

　　網友“@你不會知道我是”表示:在巴中這個地方,啥事都要操辦一下,房子酒、車子酒,不管考上大學沒有,都要辦個學酒,每年8月是學酒高峰期,一個月一兩萬都不夠。網友“@Zhao趙子”說:趕上旺季,一天要趕幾戶人家,我們年輕人的工資本來就少,還得走這些過場,禮金一倍一倍地往上翻。

　　在4日公布的“情況說明”中,當地政府表示:“該《通知》中個別提法雖有些不科學,但主要目的是嚴格黨員干部管理,雖然對此事不同人有不同看法,但是縣委縣政府決心下定,堅決剎住濫辦酒宴的不良風氣,以良好黨風政風引導社會風氣純正。”

　　收住政府越位之手　“管太寬”規定該歇歇了

　　擺酒太兇,這種風氣應該管管。但一紙通知又引起民眾不滿,為什么會出現這樣尷尬的局面?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徐松林認為,對于民間習俗或習慣,給予硬性規定和處罰是不合法理的,“選擇什么時候辦壽宴是老百姓的私權,政府行政上是無權干涉的。”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周偉表示,依法治國是要求“法無授權不可為”,“不是說政府覺得是好事就能管,一定是要有法律依據和授權,否則就是對老百姓的生活進行干預。這一通知就是超越職權、于法無據。”

　　貴州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姚貴陽認為,宴請作為傳統習俗,“人情往來”無可非議,但近年來擺酒變得越來越鋪張浪費甚至成了斂財方式,脫離了傳統民俗本意。“實際上不少民眾也希望這樣的風氣能夠被剎一剎,但改變民間陋習,政府用‘一刀切’強勢推行操作性并不強。”

　　記者注意到,類似這樣的“奇葩”規定并不少,比如2014年10月,湖北襄陽某村就曾下發“管理辦法”,規定普通職工家庭和普通村民家庭吸煙不得超過2元/盒,喝酒不得超過20元/瓶,違者罰款。2014年3月,湖南株洲市城市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印發《株洲市城區環境衛生作業規范和質量標準》,明文提出每座垃圾中轉站蒼蠅必須少于3只。

　　這些接二連三出臺的“奇葩”規定,實際上是當地政府行政管理的慣性思維,即便出發點是好的,但形式未免簡單粗暴,從而飽受詬病,僅以一紙通知、而不探索更好的解決之道,也難免有惰政之嫌。對此,四川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胡光偉建議,“堵”不如“疏”,移風易俗決非“下禁令”能解決的,當地應做好深入調研,加強引導,并以崇清尚儉的黨風政風來帶動社會風氣轉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