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發達國家紛紛實施“再工業化”戰略，重塑制造業競爭新優勢，加速推進新一輪全球貿易投資新格局。一些發展中國家也在加快謀劃和布局，積極參與全球產業再分工，承接產業及資本轉移，拓展國際市場空間。就在我國制造業面臨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雙向擠壓”挑戰的背景之下，由國務院正式印發的《中國制造2025》一問世即引發社會廣泛關注。

　　《中國制造2025》明確提出：經過10年奮斗，到2025年，制造業整體素質大幅提升，創新能力顯著增強，全員勞動生產率明顯提高，兩化（工業化和信息化）融合邁上新臺階，同時將智能制造作為兩化深度融合的主攻方向；著力發展智能裝備和智能產品，推進生產過程智能化，培育新型生產方式，全面提升企業研發、生產、管理和服務的智能化水平。

　　制造企業如何看待“中國制造2025”？在實現智能制造過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項？就此話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劉烈宏接受了本報記者的采訪。

　　制造業亟待轉型升級

　　由于制造業占我國經濟比重較大，因此《中國制造2025》一經發布就引來了業界的熱烈反響。在劉烈宏看來，推出制造業升級計劃既是必要之舉，也是眾望所歸。“此前有種說法認為‘中國不再需要制造業’了，我并不認同這一觀點。事實證明，發達國家在‘丟掉’制造業以后叫苦不迭，而美、德、英等發達國家先后提出‘再工業化’也不乏深層次原因。”

　　早在“中國制造2025”尚未提出時，劉烈宏在與上述國家產業界和政府人士進行交流時就了解到，這些國家失去制造業之后，不僅GDP受到影響，還影響到了就業：“雖然有一種說法認為服務業吸納就業的能力要遠高于制造業，但事實上并非所有人都適合做設計、管理和服務工作，很多人還是需要在制造業找到就業崗位。同時，如果制造業缺失，那么為制造業提供服務的相關業態也會減少，比如物流業。由此可見，制造業對一國之重要程度不容小覷。”他同時表示，對于我國來說，如果不振興制造業，將來也要面臨就業的問題。

　　“從全球的情況看，‘中國制造2025’來的并不晚，基本與國際上工業化大國同期，這也是這一計劃備受關注的原因之一。”劉烈宏這樣表示。他任總經理的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以下簡稱“中國電子”）不僅是中國最大的國有綜合性IT企業，同樣也是制造業占比較重的企業，“制造業在中國電子業務占比大致在65%左右，這也使得中國電子必須直面產業轉型升級的機遇和挑戰。”劉烈宏稱。

　　好在，外國同行的一些做法可以被參考。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前，劉烈宏剛剛完成對美國通用電氣公司（GeneralElectricCompany，簡稱“GE”）的學習考察。“在本輪金融危機后，世界產業結構也發生了變化，制造業企業需要重新定位。即便是此前生產服務業占比很高的GE，也正在重回制造業集團的定位。GE剛剛宣布，出售整個金融業務和一部分房地產業務，同時收購法國工業用電巨頭阿爾斯通的能源部門，以補齊在發電行業的短板，并將能源、發電、裝備作為未來發展的重中之重，從某種意義來說是重回工業集團。翻閱GE歷史可知，金融業務在很長一段時間占到其利潤比重的60%。賣掉這些賺錢的業務，GE在未來很可能將以科技公司或制造業公司的角色長期存在。”

　　這樣的產業加減法，讓很多以GE為學習榜樣的企業陷入沉思。“以前很多中央企業學GE，搞產融結合，一些中央企業集團搞起了財務公司、投資公司以及租賃和信托公司，業務范圍甚至還涉及其他金融衍生工具的專業化公司，這種做法在當時比較時髦。現在看來，我們學習的鼻祖已經率先把這些領域切掉了，因此我們也必須思考，如何進一步定位金融服務類企業和集團公司實體企業之間的關系。”劉烈宏這樣說。

　　“GE產業加減法至少能給中國制造業帶來三方面啟示。”劉烈宏認為，一要圍繞戰略、主業和競爭力做好產業加減法，以此推進產業轉型升級；二是必須推進企業國際化進程，“GE已明確提出，來自美國本土業務收入只能占到其總收入的25%，其余75%要在全球范圍內產生，當前我國推動‘一帶一路’和‘走出去’戰略，中央企業可以在此過程中重塑國際競爭力”；三要創新管理，“在當前成本剛性上升和毛利率減縮的情況下，提高企業盈利水平一個重要的手段就是精簡管理者人數，同時提升其管理能力”。

　　制造業的轉型升級不能簡單等同于智能制造

　　“中國制造2025”的一個“要害”，就是“智能轉型”。而談到中國電子在智能制造方面的路線圖時，劉烈宏表示，總體來看可分為四個方面。

　　第一，仍然堅持把高端制造業（特別是與信息產業相關的高端制造業）作為整個集團發展的重點，“作為一個制造業占比較重的集團，在貫徹落實‘中國制造2025’時會增加在制造業領域的投資，這種投資將針對產業鏈上游或高端展開，集中在技術門檻較高、產業投資較重、符合國際潮流的領域，比如我們會在新型平板顯示、集成電路相關產業、電子先進制造等方面增加投資。”

　　第二，要在裝備和智能制造領域的關鍵環節，研發幾個“管用”的裝備和技術。“現在一些人存在認識誤區，認為‘中國制造2025’就是智能化，而搞智能化等同于生產機器人，好像只要生產幾個機器人就實現‘中國制造2025’目標了。實際上，智能化只是‘中國制造2025’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并非全部內容。”劉烈宏認為，這個“全部”至少有三層意思，一是中國要將制造業作為發展重點，二是要把裝備業搞上去，三是把智能制造技術、智能數字化工程搞起來，“某種意義上講，前兩個是基礎，智能制造是提升。”

　　劉烈宏同時表示，相比裝備智能化，真正有難度的是裝備國產化。此前，李克強總理在工信部座談會上提出，“中國裝備”在國內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市場占有率，高鐵、核電等裝備正在進入國際市場，反過來，以“中國裝備”升級，樹立“中國制造”新優勢，這是關鍵之招。“如果裝備都是人家的，只有智能化是自己的，話語權依舊沒在自己手上。當然，這還需要一個過程。而從更大層面來講，德國已經完成了工業化，中國還要補工業2.0（工業化）、3.0（自動化）的課，然后才能進入4.0（智能化）時代。”劉烈宏對此表示。

　　第三，要按照智能制造的要求，建一批數字化工廠，并形成示范工程。

　　第四，要在生產性服務領域有所斬獲。“現在我們已經在做電子元器件的電子商務平臺，以銷售電子元器件服務這個行業的中小企業。”

　　另外，“中國制造2025”的一項戰略任務，就是加強質量品牌建設，鼓勵企業追求卓越品質，形成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名牌產品，不斷提升企業品牌價值和中國制造整體形象。對此劉烈宏表示，中國電子發展歷史悠久，除了集團品牌“中國電子”外，所屬各企業又有自己的品牌，“這個方面我們已經開始做規劃，今后存量產品仍將使用‘中國電子+企業子品牌’模式，而新興業務將集中使用‘中國電子’品牌。”

　　與此同時，作為信息產業國家隊，中國電子在維護國家信息安全方面肩負重任。“目前我們的核心工作是實現國產計算機服務器、存儲設備以及網絡交換設備的本質安全。過去我們說某計算機是國產的，但此‘國產’也不意味著計算機實現了本質安全，比如說某款計算機雖然是在中國生產的，但其內部所使用的CPU、操作系統、中間件都是國外的。這幾年，我們圍繞‘本質安全、自主可控’的思路加強了投資，組織了聯合公關，創新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現在可以說，我們自主可控、安全可信的計算機產業生態鏈正在打造完成，產業鏈條其中的關鍵核心環節都是我們中國人自主研發設計的。”

　　IT業如何應對“互聯網+”帶來的挑戰？

　　互聯網正在深刻改變著很多行業，信息產業自身也是被激烈改變的對象之一。“過去，人們一提IT產業都感覺很高大上，現在，互聯網化正倒逼這個行業發生深刻變化。邊際效率跟以前不一樣了，壟斷被打破，我們不得不適應規模經濟效益和低毛利率時代的深刻改變。比如，過去在液晶平板領域，只要你擁有10%的市場份額，可能就會擁有定價權。而現在，由于互聯網化和規模經濟的效應，即便你占據10%的產能，可能也只擁有一定的競價權，更多的定價權轉移給了消費者。行業的充分競爭使得消費者成為‘老大’，最有話語權。消費者只愿意為性價比最高的產品買單，這就倒逼整個產業鏈和生態鏈都要挑戰底價，以期達到為消費者創造極致的消費體驗。”劉烈宏表示。

　　他同時表示，由此可以總結出在互聯網時代，IT業保持可持續競爭力的幾條“真理”：“一是保持技術創新能力，使產品性能有優勢；二是在一定程度上聚集規模經濟效應，保證產能，把產品毛利率做低；三是想盡一切方法降低運營成本。”

　　至于行業中的小企業，劉烈宏特別強調，它們擁有多重生存和發展模式，比如依托一個強有力的供應鏈、生態鏈，為這一鏈條提供有特色的服務；更為重要的生存之道是顛覆式創新，“大企業很難再去做顛覆性的事情，只能講微創新、技術改造，而小企業本身就是在顛覆中發展成長起來。”

　　當前，我國經濟雖然面臨下行壓力，但信息消費數據靚麗，在劉烈宏看來，信息消費勢頭良好對中國電子來講是重大機遇：“雖然國民在信息消費方面的支出越來越多，但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差距，發展空間巨大，這一勢頭也把我們這種在集成電路、新型平板顯示、軟件、信息安全和信息服務都有布局的企業推上了產業風口，我們要時刻保持強勁的發展動力，同時也要迎接挑戰。”在他看來，挑戰來自三個方面：一是技術進步的挑戰無時不在；二是民營企業的蓬勃發展正在改變著行業的游戲規則；三是如何保持企業旺盛的生命力，以不斷吸引到一流的人才。

　　展望“十三五”，劉烈宏建議，在總體目標和產業轉型升級選擇方向上要導入幾個關鍵詞，包括“中國制造2025”、“互聯網+”、集成電路振興規劃以及國家網絡安全發展戰略，“我們期待‘十三五’規劃中，體現國家對產業升級引導的意識更加強烈，對產業轉型升級的要求也能更加明確，力度也更大；國家財稅政策要更加支持實體企業轉型升級和創新驅動；整體環境和政策要支持企業做好產業轉型升級的加減法。”劉烈宏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