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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洋研究成果如何轉化為海疆權益的應用成果，如何能夠被業務部門應用，還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從歷史上看，我國對國際海洋事務的參與程度總體上是較低的。自15世紀以來，國際上有關海洋的公約、條約、宣言等已經有過300多件，但中國參與的很少。在清代及以前，中國對海洋毫不關心，直到西方列強從海上入侵，才喚醒了一部分人的海洋意識。即便如此，參與國際海洋事務的作為也一直不明顯，清廷以為只要有了軍艦，就能守住海防，最終結果是在甲午海戰中一敗涂地。

　　20世紀以來，雖然認識到海洋的重要性，但國內在海洋社會科學人才培養上還較薄弱，相關領域的研究很不夠，在解決海洋事務上發揮的作用也不足。例如，《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制定涉及許多海洋科學技術和海洋事務的問題，而我國只是被動地參與該公約的制定工作，話語權很小。如今，我國雖然在該公約上簽字，但對其精神并未完全掌握，以至于在海洋權益問題上難以有積極的作為。究其原因，還是參與國際海洋事務太少了。今后，應鼓勵一大批人員參與國際海洋事務工作，到國際上去鍛煉隊伍，提高水平。各項公約、條約、宣言等的制定，我國要積極參與，對海洋法律問題也要積極應對，要積極提出我國的主張和訴求。

　　國際海洋事務與海疆權益密切相關。我國的海洋國土面積究竟有多大？這就是一個海疆權益問題。目前，海疆權益問題的解決，尤其是領海、專屬經濟區、大陸架區域范圍的劃分，在相當程度上要依靠《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解決。我國是該公約的簽約國，因此負有維護“公約”地位的責任。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對“公約”的進一步完善、使之具有完備的可操作性、能夠公正解決相關的國際海洋爭端問題也負有責任。

　　履行這些責任需要基礎研究的支撐。在“公約”醞釀和成文之時，我國緊鄰的黃、東、南海的特殊性尚未被國際科學界所深入認識，因此在“公約”中沒有充分體現。現在我們知道，東亞地區的邊緣海（從鄂郝茨克海、日本海、東海到南海的一系列串珠狀海盆）是全球海洋演化歷史上的重要現象，對邊緣海的地球物理過程和演化機制、地貌特征形成過程、海盆沉積及油氣資源形成、海盆生產系統特征及控制因素、周邊陸地所受極端事件（地震、海嘯、火山噴發、風暴等）影響等要素對于“公約”的實施有重要影響。《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其他方面的可操作性相對較高，而面臨邊緣海環境時，要想根據沉積物厚度、大陸架、島礁分布等要素進行劃界，就會產生多解性、欠公正，這正是黃、東、南海劃界實踐中經常遭遇的問題。這些問題不僅是地球系統科學的前沿問題，也是“公約”實施所面臨的現實問題。

　　自從海洋地質學家于1950年提出“邊緣海”概念以來，這一研究方向受到了學術界的持續關注。在區域性尺度上，中國南海的構造地質演化受到了很大的關注。科學家試圖從地球物理的角度獲取海盆初始形成的時間，將其納入全球構造演化中特提斯海消亡進程中的一環，提出南海海盆的形成與擴張是特提斯海演化晚期的產物，時間始于新生代中期。我國從20世紀末對南海展開了全面的研究。在數千萬年的地質歷史中，南海形成了有關我國環境演化和地球氣候變化的良好沉積記錄，因此在國際大洋鉆探框架下進行了鉆探，獲得了豐富的沉積記錄。

　　21世紀初，在科技部項目支持下，對“邊緣海”尤其是東海和南海開展了海洋地質、地球物理、地球化學研究，其應用目標中含有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進行劃界工作的科學支撐。這些工作為根據“公約”劃界形成初步方案提供了必要的數據資料，雖然這還不足以解決劃界問題，但為進一步工作奠定了基礎。過去幾年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又啟動了南海研究專項，將研究領域進一步擴大到物理海洋學、海洋生物學和“從源到匯”的現代過程等領域。

　　相比自然科學研究，社會科學的研究亟待加強。我國在海洋法領域的高層專家人數太少，在國際舞臺上活躍程度不足；另外，由于理、工、文學科交叉研究還不夠深入，各個領域所獲的知識難以轉化為有機的整體，各種海洋研究成果如何轉化為海疆權益的應用成果，如何能夠被業務部門應用，還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因此，應盡快在海疆權益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研究領域，加大人才培養力度。海疆權益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研究，結合海洋社會科學和多學科交叉人才培養，將能獲得我國邊緣海環境特征的新認識，形成可轉化為劃界談判、領海與島嶼自持力提高、《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修訂等應用領域的成果，形成一支理、工、文結合的邊緣海研究隊伍。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江蘇省副主委、南京大學地理與海洋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