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引起社會關注的廣西玉林狗肉節，不少內地愛狗人士以贖買方式救出大量狗，并運到江蘇高郵的狗舍照料。媒體追蹤發現，原收容1800只玉林狗的狗舍如今僅剩400多只狗。有義工透露，不少狗只患上狗瘟，狗舍幾乎每天都死狗。而隨著關注度降溫，狗舍的社會捐助和義工也愈來愈少，令民間救狗行動成效成疑。（參考消息網8月31日）

　　1800只被愛心人士所救的狗，如今只剩下400多只，絕大多數死于瘟疫，最終出現這樣的結果，恐怕讓公眾始料未及。但在實際中，類似的事件卻并不是孤例，而是大面積地存在，之所以沒有引起輿論的聚焦，或許僅僅是因為數量小且是散狀化地零星分布。比如在重慶沙坪壩區被解救的1000余只狗，3天連續死亡14只（《重慶晨報》2012年1月18日）；在深圳公明玉律社區被救的89只狗，幾天就死亡了7只（《深圳特區報》2015年4月22日）；在昆明的“攔車救狗”事件中，被救的475只狗短時間便死亡了53只（《云南信息報》2012年5月3日）……把這些個案連在一起，就很有必要追問，這些被救狗的未來將走向何方？

　　在輿論場中，關于吃狗肉與愛狗人士救狗的爭論實在是太多了，但公眾也基本上達成了一種共識，即把個人行為放置于法律的框架當中，便無需對其過于苛責。在此語境下，我們也不能因為被救狗罹患狗瘟而死的結果，就去給愛狗者的解救行為貼上“博眼球”的標簽，這樣的評價多少有點“馬后炮”之嫌。但不同的地點、相同的死亡這一命運安排，卻也著實昭示著這樣一種價值取向，即撒播愛心靠的不僅是一腔熱血，還必須要具備愛的能力。

　　而在此，愛狗不能僅憑一腔熱血則包括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是愛狗不能成為違法行為的“擋箭牌”；再者就是愛狗是一個技術活兒，不能止于狗被解救。對于前者，是要提醒愛狗人士不要做出損害公共利益的行為，甚至逾越法治邊界，而高速公路攔車救狗的新聞屢見報端，就足以證明一些愛狗人士確實是理性不足，感性有余；至于后者，則是必須要運用專業知識和大量的資金，去解決救狗后的一系列問題。

　　要看到，救狗不只是將它們從屠刀下解救出來，保證它們的存活是解救的最基本要求，這顯然不能只靠愛狗人士的一腔熱血，后續處理對志愿組織的場地、管理、經費等營救能力都是極大的考驗。盡管民間“救狗”行為的象征意義要大于本身的實質意義，但這畢竟是一個技術活兒，不顧此而感情用事，不說是好心人辦壞事了，最起碼也是好心人沒辦好事。在此情境下，被救狗仍舊沒有逃離死亡的命運，那么愛狗人士的救狗行為，就基本上淪為一種“行為藝術”，徒具觀賞性，關于這一點，也是輿論指責其當初是在作秀的原因所在。

　　基于此，我們很有必要提醒那些愛狗人士，救狗必須要量力而行，不要打著愛的旗號，卻在實際上做著背離行為初衷的事情。既然選擇救狗，接下來就很有必要給其提供制度化的存活空間，否則必定會導致讓包括愛狗人士在內的大多數人不愿意看到的結果：不只是該新聞中所提到的被救狗的命運，或許這些愛心還會被別有用心的屠狗者所利用，成為他們待價而沽的籌碼。如此一來，屠狗與救狗所沾染的除了血腥，亦有激發人性之惡的銅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