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是法律職業共同體的重要角色之一，是法治社會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是法治中國建設的重要參與者和推動者。截至2014年底，我國律師已達27萬多人，律師事務所已達2萬多家。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聯合出臺了《關于依法保障律師執業權利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規定》強調，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司法行政機關應當尊重律師，健全律師執業權利保障制度，依照有關法律規定，在各自職責范圍內依法保障律師知情權、申請權、申訴權，以及會見、閱卷、收集證據和發問、質證、辯論等方面的執業權利，不得阻礙律師依法履行辯護、代理職責，不得侵害律師合法權利。

　　《規定》出臺后，引起律師行業高度關注，采訪中，律師們紛紛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規定》出臺顯示中央依法治國的決心

　　“看了這份《規定》，首先想到三個字：‘第一次’。”北京義派律師事務所主任王振宇律師表示，“在我印象中，保障律師執業權利的規范性文件不止一個，發過這類文件的機構也不止一家，如2014年底，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了名稱完全一樣的規定《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依法保障律師執業權利的規定》。但此次兩院三部聯合發文保障律師權利，是第一次。這反映了政法系統對律師職業的統一認識和空前重視。可以說既有宣告意義，又是現實指導。”

　　北京市建豪律師事務所周雷律師，擔任北京市律師協會律師行業發展研究委員會副秘書長，《規定》剛一公布他就第一時間看到，讓周雷律師感到興奮的是，兩個月前，最高法院和全國律師協會委托北京市律師協會起草一份關于建立法律職業人新型法律關系的實施意見，由他作為主要起草人。“細讀《規定》后，我發現其中對我們起草的意見有一定的采納和引用，感到非常高興。”周雷律師認為，這次《規定》的制定和發布，是歷史上對律師執業權利保護力度最大的一次，也是對于律師法和刑事訴訟法以及其他訴訟法中有關律師執業權利和程序正義的落實和細化。“這方面具體落實的條款很多，例如在刑事訴訟中，首先，保證案件知情權，不限制律師閱卷次數，程序性的行為也要加強司法機關對律師的告知義務。其次是保障會見權，對于在會見室之外會見的，要關閉錄音錄像等監控設備。再次，保障律師執業尊榮感，保障律師執業尊嚴和人格。如第26條規定律師安檢享有和檢察官同等待遇和提供更衣室、桌椅和上網設施等。最后保障了律師充分發表意見的權利等等。

　　公士公益團隊負責人張新年律師說：“律師的執業權利是否能夠得到保障，是判斷一個國家法治水平高低的重要標準。此次兩院三部聯合出臺的《規定》，對一些現有的法律法規的規定進行了細化和界定，以防止相關法律法規在司法實踐中得不到正確實施和落實，避免辦案機關以各種借口限制甚至剝奪律師執業權利，總體上代表了法治進步的方向，顯示了中央依法治國的決心。”張新年律師印象最深的條款是《規定》中關于律師申請休庭、發問、質證、辯論、辯護、申請查閱庭審錄音、錄像等庭審過程中一系列的律師權利保障措施，對應的條款是從第28條至第39條，用多達12個條款規定了庭審過程中的律師權利保障措施，可謂精細。

　　大成律師事務所師高級合伙人、訴訟部主任師安寧律師談到：這個《決定》出臺的背景和基礎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關于保障律師執業權利的精神，兩院和有關部委落實這個精神非常及時。《規定》對于保障中國律師職業共同體的形成，對于保障律師執業權利，都是非常有好處的。而且這個《規定》整體布局和內容非常具體、翔實、細致，具有可操作性，不是泛泛而談。

　　北京尚公律師事務所雷潔律師表示：我們律師同行一直都在關注和關心著這個《規定》的出臺，這關乎著我們全體律師的執業環境得到改善，對充分發揮律師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中的重要作用，具有重大深遠的意義。

　　《規定》對于解決“三難”具有積極意義

　　“在執業過程中曾經遇到的最大困難和最大困惑是什么？”采訪中，記者多次發出這樣的提問。

　　周雷律師表示，在律師執業過程中最大的困惑是會見權利和律師職業尊榮不能得到保障。

　　雷潔律師向記者談到她在辦案過程中經常遇到的苦惱：“我們在實際工作中，特別是到外地辦案過程中，雖然以前有相關規定，但是眾所周知，律師在整個訴訟參與人中的地位是比較尷尬的，無論是會見還是閱卷，特別是在偵查階段的申請證據調取方面都存在種種困難。在刑事案件中，偵查階段非常重要，是整個客觀證據、原始證據的獲得階段，但有些地方的公安機關根本不會理會律師調取證據的申請。實際操作中，律師在初期階段（偵查階段）的介入還是受限較大。這次《規定》針對律師在會見、閱卷、申請調取證據以及庭審辯護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等都提出了詳細的措施。希望這些措施在執行中能落到實處，尤其是偵查階段，有關部門要加大力度保障律師的執業權利，只有律師執業權利得到充分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才能得到有效維護，我國司法制度才能更加完善和發展。”

　　張新年律師說，會見難、閱卷難、調查取證難，這“三難”是律師執業活動中普遍存在的突出問題，嚴重影響了律師在刑事訴訟中依法、充分履行辯護職能。此次《規定》分別就保障律師知情權、申請權、申訴權，以及會見、閱卷、收集證據等權利作出了規定。一是保障律師的會見權，明確了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尤其是明確了三類案件中律師提出會見申請時辦案機關不得以法律規定之外的理由限制律師會見，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不被監聽，辦案機關不得派員在場，看守所為律師會見提供便利等方面要求。二是保障律師閱卷權，進一步明確了律師的閱卷范圍和復制案卷方式等內容，同時也規定了律師的保密義務。三是保障律師申請收集、調取證據權，明確了律師向辦案機關提交自行收集的證據材料，申請調取辦案機關未提交的證據材料，申請向被害人等收集案件相關材料，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調取證據，申請向正在服刑的罪犯收集案件相關材料等內容。“這些規定對于解決‘三難’問題，具有積極意義。”

　　北京京師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王殿學律師則認為，現在律師的一個難點是律師意見表達的渠道不是特別暢通，而表達出來的意見也未必能被司法機關采納。《規定》在多個程序上規定了應當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對律師意見的發表比較有幫助。《規定》還規定了對于律師發問、質證、辯論的內容、方式、時間等，法庭應當依法公正保障。律師申請查閱人民法院錄制的庭審過程的錄音、錄像的，人民法院應當準許。這些規定比較細致，比如專門有律師發言時間的規定，可以保障律師在法庭上能夠有效發言。但是律師有效發言后，司法機關是否采納，應該在法律文書中進行說理性的說明。

　　師安寧律師說：“中國律師執業權利的現實困境和主要根源。除了立法方面之外，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公檢法有關國家辦案機關對法律職業共同體概念的弱化、淡化，有的甚至沒有法律職業共同體的理念，對律師職業存在一定程度的歧視，此次《規定》出臺，就是要樹立法律職業共同體的理念，這是構建律師執業權利保障的一個重要基礎。”

　　期待《規定》得到有效執行

　　在點贊的同時，律師們對《規定》的一些細節之處，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周雷律師說：“目前最大的問題是這些規定如何落實，必須有對侵犯和妨礙律師執業權利行為的具體懲罰規范，雖然《規定》明確規定了侵犯律師執業權利行為的責任追究機制，但還缺乏有效的程序性規定。恐怕在落實上就有一定的距離和難度。”師安寧律師也認為對于直接損害律師權利的法官、檢察官、公安干警如何懲戒？如果沒有具體的懲戒機制，就沒有威懾力。

　　對《規定》第14條：“辯護律師辦理申訴、抗訴案件，在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經審查決定立案后，可以持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到案卷檔案管理部門、持有案卷檔案的辦案部門查閱、摘抄、復制已經審理終結案件的案卷材料。”王振宇律師提出疑問：“按照這樣的規定，律師在辦理申訴、抗訴案件過程中，只有立案以后才能閱卷。但是，立案前如果不讓查閱、摘抄、復制案卷，不了解案情，又如何代理申請再審、抗訴呢？”

　　對于王振宇律師提出的疑問，張新年律師深有同感：“先立案再閱卷，只有在檢、法決定立案后，律師才可以閱卷。這里存在一個邏輯上的問題———律師立案前不能閱卷，看不到全部的案卷材料，如何能充分地準備立案呢？又如何能高效地申請再審呢？我們知道，在民事訴訟法及其相關司法解釋或其他規定中，都是沒有這種要求的。”

　　“雖然極個別條款還有商榷之處，但總體來講，《規定》對保障律師執業權利，推進律師事業發展，充分發揮律師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中的重要作用等方面，將具有積極意義。”張新年律師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