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茶人名片 施云清，1932年出生，曾任中國茶葉進出口公司原總經理、中華茶人聯誼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從事茶葉外貿工作近40年。

　　他，20多歲即為茶遠赴埃及，從此踏上了40余載外貿路。他，曾打破多項茶葉進出口交易記錄、與茶界同仁創辦了中華茶人聯誼會，是“覺農勛章”獲得者。新中國成立后，其成為茶行業輝煌歷史的見證人、參與者，他就是中國茶葉進出口公司原總經理、首屆中華茶人聯誼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施云清。

　　回想當年，考察、談判、尋求機遇，他因茶開始用腳丈量世界，也因暢游世界而愈發讀懂了中國茶。

　　施老的家簡樸、淡雅。淡黃色的茶葉柜，是上世紀的歐式風格，有著拱形的櫥窗設計。柜前的桌上，一壺大吉嶺紅茶正冒著熱氣，施老加入牛奶、白糖，為午后3點來拜訪的我，貼心地備好了一杯濃郁、鮮香的下午茶。桌上更為搶眼的，還有泛黃的舊文獻、幾本相冊集、打印好的材料與標注好內容的雜志……

　　于是，一張方桌，一席茶話。83歲的施老，或笑容滿面地回憶，或眉頭緊鎖地思考，如同一本徐徐翻開的歷史書，帶我走進了他的外貿茶世界。

　　“一帶一路”里看中國茶門道

　　“2013年，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到了‘萬里茶道’，并提出‘一帶一路’戰略構想。茶作為一種商品，愈發凸顯了其在經濟、文化、外交上的作用。為此，更要思考中國茶與世界的聯系，做好茶行業的事兒。”施老幾十年的外貿實踐告訴他，茶行業在此可大有作為。

　　“沿著這兩條線路的國家，與茶有緣，大多不是產茶國，就是茶葉消費國，包含中亞、西亞、北非和歐洲，市場非常廣闊。”施老說。“這些國家多是伊斯蘭教國家，非常喜歡喝茶，在一些國家，茶是必需品。”

　　施老的足跡當時遍布北非、歐洲、中亞，茶葉貿易工作不僅讓他對不同地域的茶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對中國茶的定位有了新的認識。

　　施老至今記得踏上埃及那片土地時的使命感，那是他第一次出國身擔重任。1955年初，中國在埃及建立商務代表處，商務領先為外交服務。從復旦大學茶學專業畢業的施老，此時已在北京外貿學院學習，成為了組織培養的茶葉外貿專業人才。于是，開拓中埃茶貿交流的使命，落在了風華正茂的他及同事身上。

　　1956年，中埃正式建交，中國大使館在埃及落成。看著非洲大地上第一面五星紅旗冉冉升起，施老心里抑制不住地激動。

　　施老在埃及時，正值第二次中東戰爭期間，埃及當地人的生活必需品———茶葉、牛羊肉等嚴重不足。

　　“埃及人喜歡喝紅茶，當時習慣從錫蘭（現為斯里蘭卡）、印度進口，中國的份額則非常少，只有幾十噸。”

　　施老及同事迅速了解情況，向國內及時反饋，給予了埃及大量的茶葉及牛羊肉等物資支持。施老笑著回憶說：“埃及朋友對我們非常感謝，當時他們庫存已很緊張，看到中國船只到了，都會歡呼道‘中國茶到了’。”這一舉措，不僅加深了中埃間的友誼，同時，也為中國茶打開非洲市場奠定了基礎。

　　通過施老等同事的努力，中國出口埃及茶葉量逐年增加，從幾十噸到幾百噸，一直到1959年，他們交上了8000多噸的漂亮答卷。

　　在海外經營茶葉貿易時，施老也發現了不少中國茶的“外國行家”。在茶葉消費大國阿富汗，店主們的火眼金睛讓施老等大吃一驚。

　　經過考察、調研，施老了解到阿富汗60%的市場是綠茶，其余為紅茶。而綠茶基本從中國進口。“阿富汗的店主評審中國綠茶，不需要沖泡，只要聞一下干香、看一下形色，再用手揉碎茶葉，放入口中，咂摸咂摸，即可定質論價。”施老一邊比劃動作，一邊笑著說：“我們試了幾家，都基本正確，拿幾個茶樣請他們鑒別，他們也能毫不猶豫地說出這些茶樣的相應茶號，可見其功夫之深。”

　　阿富汗主要銷售編號為9575、9675兩款綠茶。店鋪里常可以看到小孩子來買茶。“‘請給我半斤9575’，連小孩子都知道編號，可見當時中國綠茶在市場的知名度。”

　　不僅如此，在上世紀80年代，法國銷售的綠茶中，中國綠茶占據了近90%的市場。“他們主要進口的是小包裝的3505一級珠茶、9271一級珍眉。天壇、萬年青是當時暢銷的中國綠茶品牌，影響力很大，基本上占領了當地市場，受到了當地消費者特別是阿拉伯移民的歡迎。當時這些小包裝綠茶主要從上海口岸出口，曾占據上海出口綠茶總量中的20%。后來由于種種原因，數十年經過努力打造的市場受到了沖擊，非常可惜。”

　　在茶葉的進出口市場中，施老也敏銳地發現了問題。尤其是在向埃及輸送茶葉時，“當時也是我第一次感覺到，中國的功夫紅茶已經基本不適合外國人的消費口味。”施老說，當時發現，埃及多喝小包裝的紅碎茶，與國內的紅茶相比，無論口感、工藝都差別很大，為了支援埃及，國內將功夫茶軋碎，以適應埃及市場的需要，當時還為此新興了一個詞匯——“軋碎茶”。

　　“但味道畢竟不同。就好像廣東菜比較清淡、四川菜比較麻辣，換了口味會很不適應。”施老說，“正是由于發現埃及市場不適應功夫茶，我國從此開啟了紅碎茶的試制。現如今，基本西方國家都喝紅茶，紅茶約占整個市場的百分之七八十，他們的進口國多是肯尼亞、印度、斯里蘭卡等。有企業家說，中國不缺茶產品，我恰恰覺得中國缺少適合國外市場口味的茶產品。我們要弄懂茶葉為誰喝以及如何讓人家喝上的問題，如果能進一步考察國外紅碎茶與國內茶葉的不同，挖掘品種、工藝的區別，打造適合國外消費市場的產品，將會給中國紅茶開拓一片新領域。我們做強中國茶葉，應該在紅茶上有所作為和突破。”

　　茶人大聚會為文化鼓與呼

　　談起首屆“茶與中國文化”展示周的盛況，施老笑逐顏開，這是新中國成立后，大陸茶文化第一次大規模的展覽，“仿佛茶人的一場大聚會一般”。1989年9月10日，展示周隆重舉辦，參觀人數達數萬之眾，達成了大量交易，其中簽訂茶葉出口合同數千萬美元。

　　在一張舊照片上，一副“振興中華茶業弘揚祖國文化”的對聯位于會場正中，似乎點出了展示周的主題。“展示周的內容非常豐富，既有茶文化展示、茶品展銷，還有外貿小交會。當時，國內所有產茶區的外貿公司都參加了，還有科研、教學、商檢、博物館等部門。日本、美國、英國、摩洛哥、突尼斯、巴基斯坦等幾十個國家都有茶界代表前來，港澳臺等地區也有代表團參觀交流。”施老說，“這次展覽很大的一個成果就是吸引了港澳臺的茶葉界人士以及一部分華僑前來，共同探討如何為振興中國茶葉生產、文化而努力實踐。”

　　而后在2014年，施老收到一封來自臺灣的信件，正是當年帶領臺灣代表團前來參會的黃正敏先生所寫，他還饒有興味地回憶當時的過程，深感這份因茶結緣的情誼珍貴，愈發覺得應以茶文化來團結中華民族。

　　文化周活動也得到了政府及文化名家的支持。開幕式上，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習仲勛親臨現場，為大會剪彩。趙樸初、艾青、愛新覺羅·溥杰、陳叔亮、董壽平等名家，也專為那屆展示周創作書畫作品，使觀者感受到了茶世界的溫馨。

　　“趙樸初老先生也是一位茶人，還特意去過云南等茶產地采風。他揮毫潑墨，贈予我們其書法作品給予支持，‘七碗受至味，一壺得真趣，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至今仍非常感謝他們的支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中華茶文化》一書中，如此評價本屆文化周：1989年“首屆茶與中國文化展示周”的成功舉辦，使茶藝活動得到很好的交流，使參加活動的33個國家和地區的人士“樂不思蜀”。中華茶藝從此一發不可收拾。此后，各地的茶藝活動如雨后春筍，并以形象化的茶文化言行，向各位愛茶人和廣大群眾宣傳茶文化。

　　在變與不變中創新

　　施老研究認為烏龍茶在日本的興起，是茶行業的奇跡之一，其成果的原因，值得現今的茶行業借鑒、繼承。

　　烏龍茶在日本興起的主要原因之一，即將烏龍茶變成罐裝飲料。

　　“他們將天然的烏龍茶水灌裝、出售。”施老說，“我到日本去，看到在公園、游樂場等地設有飲料自動售賣機，烏龍茶飲料往往由于熱銷而斷貨，它成為了家喻戶曉的飲品，受到了社會各界人士的歡迎。”

　　在上世紀70年代，中國烏龍茶在日銷量為幾十噸，經過這種方式銷售，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銷量已一躍至萬噸。

　　“當時日本的十大商社，都積極和我們洽談，爭當代理商。他們感覺不經營烏龍茶會掉面子。”施老笑著說，通過中日的配合，創新成果的出爐，不僅增加了茶葉的出口份額，同時也開拓了茶葉市場的銷路，延長了產業鏈，為現代茶行業提供啟發。

　　施老在外貿經濟中也會發現商機。例如，他發現孟加拉會向巴基斯坦銷售一種由大葉種制作的綠茶。

　　“按理來說，由大葉種制作的綠茶不好喝，由于茶多酚特別多，常會苦、澀，不像紅茶，經過發酵，能夠將內含物質進行分解。我特意為此前去觀察，如果在孟加拉的大葉種可以做，我們應該也可以做。后來發現，原來他們是將茶青揉捻后，在開水里泡，將單寧煮走后，再繼續做茶。我把這種茶葉帶回了中國，給海南、廣東進行嘗試，也算是開發一種新品種。”施老說。

　　“人類飲茶的歷史，實際上也是與時俱進、逐步變化的。比如說，上世紀，紅茶從散裝茶逐步變成小包裝、袋泡茶、速溶茶，外形上也從條形茶、整形茶變成了紅碎茶。伴隨著生活水平的不同，人們的口味也在變，茶也要在變與不變中創新。我們應當體察市場的變化，逐步改變生產和經營方式，趕上時代的變化。我們要不斷改變觀念、解放思想，在代代茶人的精神中承前啟后，大膽創新，中國茶產業才會繼續做大做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