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把適應新常態下的經濟結構調整作為今后一個時期工作的重要內容。從前階段的發展方式轉向新階段的發展方式，也就是新常態，而對舊常態要有個明晰的認識。

有的人認為，舊常態的特點是經濟增長速度在10%以上，新常態則是降到7%以下。實際上新舊常態不僅僅是經濟增速的區別。舊常態的主要特點是以過高的資本投入、過大的資源消耗、過度的環境污染、過低的勞動成本為代價，推動了經濟的高速增長。這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現在，多年積累的問題已經到了必須轉變發展方式的新階段。新常態的特征應該是資本投入高效、能源資源節約、生態環境友好、收入分配公平、公共服務均等。需要特別指出，合理提高勞動者，尤其是普通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是走向新常態的題中應有之意。

針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現狀，勞動力成本是否已得到合理提高，經濟發展成果是否被合理共享，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標志之一。絕不是一些人所主張的，經濟邁向新常態，需進一步壓低勞動力成本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改革開放初期，我們缺乏資金、沒有技術，唯一的優勢就是勞動力價格低。依靠出口加工、來料加工逐步積累了大量外匯，低勞動力成本競爭也使我國勞動收入占GDP的比重一直較低，且從2000年呈明顯下降趨勢。這是造成我國居民消費率長期低迷的重要原因。日本、韓國的消費率已經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了，中國比這兩個國家還低得多，近年來不到40%。因此，討論新常態，不能只說投資、能源、環境問題，更不能局限在百分之幾的增速上，必須把合理提高普通勞動者的收入提到重要議事日程。

近兩三年，勞動力成本有所上升，勞動報酬占GNI的比重從2008年的48.5%回升到2013年的51.1%，但還沒有達到2000年的53%。許多企業已經抱怨勞動力成本提高太快，造成企業經營困難。正是基于這一點，一些官員和學者認為中國勞動力成本已經過高了。

對這一現象要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分析。宏觀看，在農業勞動力轉移增量與新增勞動力總量都逐年減少的大背景下，中國勞動力成本提高，既有供求關系變化的影響，又有發展方式轉型要求的制度性“反彈”。但至今，普通勞動者總體工資福利水平仍然偏低，應當還有增長的空間。從微觀層面看，不少企業抱怨近年來經營成本上升過快，企業效益下降，外商和許多本國企業轉向境外投資。但企業效益下降，都是勞動力成本上升惹的禍嗎？

以一個企業為例，進行微觀分析。“江南化纖”在美國投資辦廠，對比在中美兩國辦廠的成本如下：銀行借貸成本，中國是美國的2.4倍；土地成本，中國是美國的9倍；物流成本，中國是美國的2倍；電氣、天然氣成本，中國是美國的2倍以上；配件成本，中國是美國的3.2倍。而勞工成本，美國是中國的2.5倍，這是一個企業根據它所雇傭員工素質所得的數據，據國際勞工組織最新出版的《全球工資報告（2014-2015）》，月平均工資美國是中國的3.5倍。能否得出這樣的結論，前階段中國過低的勞動力成本掩蓋了其他成本過高的弊端，在其他成本不減少的情況下，勞動力成本的提高就給企業造成了很大壓力，而勞動力成本的合理提高，有助于政府重新審視并改善企業的總體經營環境。

應當承認，雖然總體勞動力成本較低，但是我國確有一部分從業人員的成本過高了，那就是壟斷行業職工和相當一部分國企高管的工資福利過高。如果把這部分人的勞動力成本單列，普通勞動者的報酬比重將更加低下。其中最需要重視的是農民工問題。2014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7395萬人，比上年增長1.9%。在2014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資性收入人均增加500元，對全年農村居民增收的貢獻率為47.2%，工資性收入占全年農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39.6%。2014年農民工年均收入約34368元，同期城鎮職工平均年收入56360元。由此可見，近年來城鄉收入差距有所縮小的重要原因，是各地最低工資連續提高致使農民工工資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但把二產、三產企業發給職工的工資，其中2.7億農民工那一份算到農村居民收入，這確實是中國特色，在其他國家找不到可做比較研究的數據。

解決農民工問題，局限于提高最低工資還遠遠不夠，要落實城鄉居民平等的就業權利，實行同工同酬原則、積極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根本出路在于農民工市民化。“十二五”時期農民工市民化進程明顯滯后，“十三五”時期，建議至少平均每年推進2-3千萬農民工市民化，同時帶動他們的親屬進城鎮。這一問題的解決，將大大推動戶籍制度、就業制度、工資制度、社保制度、教育制度、土地制度等一系列相關體制的改革，并帶來城鎮化的改革紅利。

總之，新常態下要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實現全面小康，收入分配問題不容小覷，普通勞動者收入如何有效增長，能否實現共享發展，是值得審慎思考的問題。

（作者系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