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吉林省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21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吉林省老年人權益保障條例》，并決定明年5月1日正式實施。本條例規定，有獨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或者其他親屬要求老年人給予經濟資助的，老年人有權拒絕。（11月25日的《新文化報》）

在吉林立法對“啃老”說不之前，已有多個地方在老年人權益保障條例中，明確了老年人有權拒絕年輕人“啃老”這一規定。于老齡社會加速發展之下，這類立法舉動可以看作是對于老年人權益保障的一種現實回應。而據說在當下有30%的年輕人靠“啃老”過活，甚至65%的家庭存在“啃老”現象。就對該問題的應對而言，立法的積極姿態與初衷并不難理解。

然而立法作為一個嚴肅議題，不止要保障初衷的正確，其執行力如何更是關鍵所在。從相關規定的表述來看，都是聲稱對于年輕人主動“啃老”現象，老年人有權拒絕，言下之意，它并未將老年人主動對于年輕人的“資助”算在內，這也算是務實之舉。但問題在于，那種強行要求父母“資助”自己、而父母卻想拒絕的現象到底有多少？要知道，相關統計所指的65%的家庭有啃老問題，是包括了父母對于孩子的主動“接濟”，典型如父母給孩子付購房首付。那么，排除父母“你情我愿”或不得已的接受“啃老”之外的“惡性啃老”現象，是否真的到了必須立法加以干預的地步？

還要看到，即便是那類父母想拒絕而拒絕不了的主動“啃老”行為，其實在更嚴格的法律意義上，已是涉嫌侵犯個人財產權，而無需強調“啃老”與否。這種行為在已有的法律中包括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中都有相應的表述，那么再明確在地方法律中對“啃老”作出專門規定，是否有必要，就更加值得商榷。所以總體來看，立法禁止“啃老”固然初衷可嘉，卻很可能陷入“良法難斷家務事”和多此一舉的困境之中。

不可否認，近年來無論是“常回家看看”還是“啃老”的入法，都體現了對于老年人權益保障的視角。然而，立法的方式看似態度鮮明、直接，卻往往又表現出對于復雜問題的窄化處理思維。比如子女未常回家看看或說啃老，在傳統的社會中本來就會承受不小的道德壓力，但為何在今天這類現象多被視為無可奈何，這顯然就不應該只是個人和家庭的原因。國外也存在著“啃老”現象，但在應對上，都往往是從就業和福利保障等社會角度來加以反思。比如，當一個走向社會的青年人，遭遇挫折，除了家庭的庇護，他能否獲得應有的公共救濟？且還要注意的是，“啃老”一詞在傳播的過程中就已暗含了一種污名化的擴大效應，但父母有能力又愿意“接濟”自己的孩子，真的就不能被接受嗎？至少，家庭的涵養功能不應該被一同污名化。

不管怎樣，都還是需要承認，正常情況下，應該沒有多少人會主動選擇“啃老”。如果確有年輕人惡意“啃老”，牽涉到財產權的糾紛，按照相關法律進行裁決即可。若僅僅只是為了保障老年人權益，就已立法的方式來為所謂的“啃老”劃一條紅線，既可能脫離社會現實，無助于問題的解決，更很可能傷及親情和法律的權威。

在親情和道德的領域，法律的介入從來就應該慎之又慎。在社會治理的角度，“啃老”等“新問題”的出現，還是應該回到社會大環境下來求解，它遠比立法要復雜得多，更遠非一條簡單的立法表述所能夠解決。若一味依賴如此“立法”治理的簡單方式，只會掩蓋真問題，比如如何讓年輕人擁有更多的“獨立”的機會與能力，比如社會養老機制的完善和觀念的普及如何跟上老齡化社會的需要，而不再僅僅被視為是“家事”。（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