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扶貧”已成時下政策詞典里的高頻詞。而向貧困村委派“第一書記”，是目前扶貧重要工作方式。據報道，四川達州市強化了貧困村“第一書記”選派管理，26日宣布召回、調整履職不力“第一書記”241名，并增派18名縣處級以上干部到一線督戰，此舉引發強烈反響。

對官員干部采取召回制，此前在貴州黔西南州已有先例，與當地推出的“不勝任現職干部召回管理制度（簡稱庸官召回制）”不同的是，達州的召回機制是以扶貧考核結果運用的配套制度面目呈現的。

毋庸置疑，在“精準扶貧”已成扶貧攻堅階段基本方略，中央日前明確各級黨委政府要逐級立軍令狀的當下，對扶貧政策落實不力中的責任人束緊溯責緊箍咒，不乏現實針對性。對扶貧不力的“第一書記”召回，乍看似乎與此訴求契合。

從制度設計上講，貧困村“第一書記”意在令其擔起扶貧“第一責任”，當好其責任田內脫貧的帶頭人、主心骨。他們“駐村”，不應成為以基層工作經驗為仕途“鍍金”的途徑，其履職不到位，極可能影響民生福祉，說具體些，就是貧困地區、家庭的境況。鑒于此，在對其加強選派管理、績效考核的基礎上，實施巡回督導、召回等，也是對扶貧責任加碼，以壓力催生動力的重要手段。就此而言，達州當地的多重做法頗具現實意義。

那對所有扶貧不力的“第一書記”都召回，是否就是“有力”呢？應看到，同樣是召回制，黔西南州此前被曝僅兩個多月就召回1231名“庸官”，力度不可謂不大，但與此同時，其劃定的庸官判斷標準也被指較泛，可能導致有些涉嫌違法違紀的問題被淡化處理。到頭來，該制度“鼻祖”郭玉海涉嚴重違紀被查，也讓公眾質疑達到峰值。達州對扶貧不力的“第一書記”，會否存在“淪為對某些問題干部另類保護”之類的問題？畢竟，“第一書記”被召回或受到黨紀政紀處分的，“頂格”處罰只是兩年內不得提拔重用，并取消其所在鄉鎮黨委或派出單位當年評先資格等。

就目前來說，達州對“第一書記”召回更像是基于其成型考核體系上的“末位淘汰”，其具體界定標準暫時尚不清楚。但必須看到，扶貧不力的表現是多方面的，既有缺乏農技專業特長優勢、無法勝任扶貧任務的，也有工作不在狀態，甚至嚴重不作為、挪用扶貧款項等的。

對前者召回或許合乎情理，可若是對某些不作為甚至亂作為也止于召回，則可能處理偏輕。因為按照最高法等的法律解釋，不作為是瀆職犯罪的一種表現形式。而如果是涉嫌瀆職等違紀違法，那最該做的，不是召回，而是依法問責。盡管說，貧困村“第一書記”是掛職性質，但也適用干部管理規定。所以，那241名被召回的“第一書記”工作不力到底體現在哪些方面，仍待細化說明。

說到底，扶貧不力牽涉的法紀責任，和一般意義上的“不勝任”有交叉也有差別，因此對其嚴肅處理，也該區分具體情形，該依法依紀問責的，不能只是將處罰“降格”為召回。也唯有對“召回”的依據加以最大化地明晰，召回扶貧不力“第一書記”，才能呈現出更大的制度威力和倒逼效果。

□仲鳴（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