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115人反智能手機：每天充電感覺像狗被拴在家里

胡晨還有一部iPhone5C，但大多時間都處于關機狀態

當面聊天 出門問路 115人反智能手機

每天充電感覺像狗被拴在家里 領導嘲笑非智能手機是遙控器要求趕緊換

在經歷智能手機對友情、親情的稀釋和對自己邏輯和創作的影響后，他們決定逃離：使用非智能手機。他們都屬于一個共同的聯盟：反智能手機聯盟。

在周圍人的手機屏幕越來越大時，他們的卻越來越小；在一群彩色手機中間，他們的黑白手機尤為扎眼；在地鐵上一群低頭刷屏的人中間，他們手中的書顯得分外的沉。

他們也因此和周圍人格格不入，手中的非智能機被當成遙控器，也多次被領導暗示換一個手機。但是在另一種意義上，他們也收獲了真正重要的情感和受自己控制的時間。

盡管在時代的大潮下，他們也不得不因為工作等原因選擇和智能手機某種方式的妥協與和解。然而他們仍和它保持距離，想留一段不被“控制”的時光。

“反”的理由 工作和聚會時間都被切成碎片

“在參加項目的那三個月時間，我很少上網，手機幾乎沒開，不需要看郵件，不需要刷微博、微信，不需要使用手機。只需要跟周圍的朋友聯系，只需要關注眼前的事，和身邊的風景，會感覺到返璞歸真，也開始清楚那些對我們真正重要的情感和觀念。”

他叫魏明，豆瓣小組“反智能手機聯盟”創始人。“沒有智能手機照樣走天下，不用天天充電，只發短信打電話，我的生活也很好！”在豆瓣里打開“反智能手機聯盟”的小組，頁面上赫然掛著上面的幾行字。

談到自己2010年時參加的那個去美國小鎮的項目，這個26歲的陜西男生仍印象深刻。“回來后我一直很自豪地告訴我的朋友，兩個半月自己都沒碰過手機，甚至突然不知道該怎么用。”

魏明告訴法制晚報記者，“上大學的時候，自己用過一部索愛的智能手機。用完之后就覺得沒多大用處。”

“當時特別討厭智能手機的一點就是需要每天一充，感覺把人像狗拴在家里一樣。”魏明補充道。

此外，魏明討厭這種時時在線的感覺，以及由此帶來的時間的碎片化。

“我之前感覺智能手機可以讓你充分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時間。但其實用多了，就會覺得反而是智能手機把你的時間碎片化了。”

他舉例子說，比如大家在一起聊天、跟朋友吃飯或者工作的時候，那些即時軟件一直在響的話，你的注意力就會分散得很厲害，慢慢地，你整個時間就會變得碎片化。

魏明一直對朋友出去玩大家都在看手機這個事兒很無奈。“如果那樣，還出來玩什么，干脆大家都回去玩手機好了。”

他講到，有一次聚會，“我們就開玩笑，說大家把手機都拿出來，誰第一個看手機誰就請客。”

“有一個女生喜歡刷微博，她就真的去看手機了。”魏明說。

勸媽媽跳廣場舞別窩家玩手機

30歲的上海女孩范小弱對于魏明提到的這些感同身受。她也是115個“反智能手機聯盟”成員中的一個。范小弱坦言，她經常會因為自己老公總愛低頭看手機而吵架。

“世界上最遠的距離不是生與死，而是我們坐在一起，你卻在低頭玩手機。”這個網絡上流傳的抱怨，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就是范小弱和她老公的真實生活寫照。

“我們以前在一起，他就老是看手機。有時候我們一起坐地鐵或者公交車的時候，他一上車就不自覺地把手機掏出來看。我希望我們一起出來就坐在一起聊聊天。而且我跟他講話，他也心不在焉。”

范小弱已數不清因為手機的問題和她老公吵了多少次。

更讓她害怕的是，自己的媽媽也在天天玩手機。

“我經常勸她出去運動一下，哪怕是去跳廣場舞，不要老窩在家里玩手機。”范小弱總是苦口婆心地勸，但收效甚微。

后來，范小弱甚至想給沉迷于手機的媽媽換一個非智能機，但這個想法很快被媽媽拒絕了。

媽媽和媽媽的朋友依舊在朋友圈轉發帶有“太恐怖了”“看的人都轉了”“不轉不是中國人”字眼的謠言和雞湯，樂此不疲。

媽媽也喜歡吃飯的時候拍照。“我就覺得手機的毒害太大了，把我媽給害了。”范小弱嘆了口氣。

早上刷個微信20分鐘就過去了

“手機讓我們變得粗鄙，通過手機語言，我們在‘粗鄙的享受’，內心很難滋生并回味出‘很講究的情緒’。”

自稱“不用手機”的作家畢飛宇在《寫滿字的空間》中說的這些對于楊友三來說很受用。

“以前寫書能寫四到五個小時，但是用智能手機以后就很難堅持這么長時間。早上起來刷個微信，20分鐘就過去了。那時候我一天到晚都處在這個狀態。”深知智能手機是閱讀和寫作大敵的楊友三一直對它敬而遠之。在上海做自由科學作家的他堅持用諾基亞功能機。

楊友三還能舉出許多其他創作者的故事，“《三體》作者劉慈欣曾說，他不使用微博和微信。只要關閉電話和郵件，就可以專注于寫作。另外，網上也有傳《盜夢空間》的導演克里斯托弗·諾蘭不使用電子郵件。”

基于此，楊友三在今年加入了反智能手機聯盟。

真正讓“反智能手機聯盟”成員們恐懼的，是智能手機對自己潛移默化的改變。

胡晨也在今年和楊友三差不多同時加入了反智能手機聯盟。

“我2007年用的智能手機，大概用了1年，就不再用了。因為我覺得它會阻礙思維的嚴謹。包括我的表述方式也會受這個影響，變得碎片化而沒有邏輯。”

眼前這個高高瘦瘦身穿白襯衫藍色牛仔褲的北京男生胡晨，今年27歲。他說自己有寫作的習慣，但發現用了一段智能手機以后，很難把自己的思想和文字結合在一起，“寫一段這個，想到那個又寫那個，我就會覺得變得更意識流。就跟微博一樣，每條信息都是短的碎片化的信息。”

“智能手機的方式是一種反閱讀性的。包括我再回到書籍深閱讀的時候，會發現自己很難深入。”這種變化讓胡晨害怕。

此外，胡晨說，本來應該被留白的時間，也漸漸被智能手機所填充。而且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種無意義的填充。

胡晨舉例，在地鐵里面或者空余的時間，你都會想要看手機，會對這些上癮。比如你想看體育新聞，結果看到了別的推送新聞你就再看看那個，到最后你甚至會忘了最開始想要干什么。

“這個過程當中，你是被控制的，會無意識地接收很多無用的信息。”

智能手機這種無孔不入的“控制”，讓胡晨決定逃離。

他開始使用非智能機。

他開始通過電話和直接見面的方式和朋友聯絡感情。胡晨說，在不用智能手機的那段日子里，自己有事就通過電話或者郵件和大家溝通。

他開始通過問人和別人溝通這種質樸的方式去找路。胡晨說，他享受這種和別人交流的過程，他覺得，智能手機很大程度地代替了與人溝通的樂趣。

“當然也會出現別人指錯了路，我們走錯了的時候。但我覺得這也是有意思的一部分。”胡晨對法制晚報記者說，“其實你的時間沒有你想象中的寶貴。”

“反”的尷尬 用非智能手機卻被當成遙控器

同樣是反智能手機聯盟成員的范小弱也有類似的生活模式，她說，在工作回家坐地鐵或者在路上的時候，自己一般會隨身帶一本書。“我專門買了一個雙肩包背著這些。如果我用智能手機，在地鐵上像其他人一樣刷機就把這些時間都浪費掉了。”她說。

2004年開始用手機的范小弱仍清楚地記得自己用的第一個手機是西門子的蝎子手機。“后來陸續用過松下什么的，但還是諾基亞的手機居多。我不用手機上網。”

當然，自己一寸多的屏幕也會在一群四寸、五寸甚至六寸的手機屏幕中多少顯得有些格格不入。

范小弱在醫藥企業做內勤。“之前有一次開會，我的手機就放在桌上，有一個經理看見了，他就說‘哎？這是什么，一個遙控器啊？’他說你開會拿個遙控器過來干嗎啊？”

范小弱被弄得哭笑不得，不得不解釋說：“這是我的手機。”

經理聽了之后很詫異，皺了皺眉頭說：“現在還有人用這種手機？”他覺得很奇怪。

與此同時，范小弱表示，自己也被領導多次暗示，“你什么時候去換個智能手機啊？”

“領導感覺聯系我不是很方便，因為我有時候會聽不到電話鈴，因而接不到電話。他們有時候在工作群里面討論問題，我也參加不了工作的討論。”范小弱說。

后來，領導就干脆直接問她，什么時候會換一個智能機。

“我就說自己不太喜歡用智能手機。”范小弱說。

參加活動沒微信只能單獨通知

同樣用非智能機的胡晨也會經常受到老板的提醒，老板對胡晨半開玩笑地說，“換個智能手機吧”。

“我比手機聰明，不用智能手機。”胡晨也經常半開玩笑似的回應。

“部門要組織活動，大家在微信群里溝通，大家會單獨來通知我。”胡晨也頗感無奈。

很多人干脆會直接因為花費原因減少和胡晨的聯系。畢竟給用非智能機的胡晨打電話比給他發微信、qq要貴很多。

胡晨自己卻并不太介意這些。“這正是我追求的，因為很多在微信上的聯系都是不必要的聯系，而且要花很多時間等別人回復。我覺得這都沒有打電話，或者見面吃頓飯、喝點酒這樣來的效果好。”

有時抱怨也來自家人。

一次，胡晨開車帶著家人出去玩。由于沒有智能手機，沒有導航，胡晨只能買地圖、看路標。反反復復開錯了好幾次后，還要再返回去找路。家人很不高興，抱怨胡晨說這樣太費事又耽誤時間。但他認為，這也是一種經歷。

反智能手機小組線下活動不多

男：“我和幾個朋友上個月成立了一個‘反智能手機’組織，目的是呼吁大眾擺脫智能手機的控制和防止對智能手機的上癮。你愿意加入我們嗎？”

女：“聽起來真棒，那么我該怎么做才能加入你們？”

男：“只需要關注我們的微信公眾號、官方微博和豆瓣小組……”

類似的悖論被編成段子在網上流傳，卻也是魏明、范小弱、楊友三、胡晨們不得不面對的尷尬事實。

反智能手機聯盟是魏明2012年在豆瓣上創建的一個小組。魏明說，“平時大家主要是在線上的豆瓣小組里發帖，線下活動并不多。”

胡晨也說：“我們這個小組是比較分散的，大家都在全國各地，主要是有共同的反思和習慣的一個聚集，不一定要以見面的形式去實現。”

“反”的結果 大多數人已投降但能約法三章

在魏明、范小弱、楊友三、胡晨這些80后當中，只有范小弱在一直使用自己的非智能機。“但我還會使用iPad，只是在路上我一般都不會用。”范小弱說。用反智能手機聯盟中的另一個組員薔薇的話說，“群里大多數人都已經投降了。”

經歷了一番掙扎后，楊友三不得不又買了一部安卓的手機。

客戶讓楊友三幫忙維護微信公眾號。為了生計，他買了一部智能手機。

但他給自己約法三章。

“假如有任何軟件發通知給我，如果不是特別有必要，我都會在設置中禁止這個軟件的通知功能。由于微信用得最多，提醒也最多，所以需要關閉的功能也最多。我關閉了朋友圈，同時將所有的群都取消了新消息提醒。”

“即便如此，我還是會主動打開微信，去看微信隊列中不斷涌現的聊天內容。”楊友三無奈地說，“我已經徹底被智能手機搞煩了。”

“智能手機給我呈現了一個雜亂無章的世界，將我牢牢套住，徹底消滅了我的專注力和創造力。”

楊友三終于決定，把智能手機關了，開始重新用諾基亞。為此，他在反智能手機聯盟小組里發了一封長長的帖子，像是一種儀式性的告別。

如今在做人力資源方面顧問工作的胡晨也在今年6月份買了智能手機。他說因為工作需要用到微信。“聯系的人太多了，每天都發短信的話成本會比較高。”

但胡晨有自己的平衡之道。

其實人可以有意識控制，每天幾個小時，可以盡量去不用或者少用手機，去做一些別的事情。胡晨告訴法制晚報記者，“可以讓這些慢慢成為一種習慣。”

“因為你很難想象再過十年二十年，手機變得更智能。然后就會像科幻片里演的那樣，人出去以后，會有一個輪子驅動你前進，椅子上方有一個手機，你想去哪輪子就帶你去哪，你一邊走一邊看著手機，人完全被機器控制。那樣太可怕了。”胡晨說。

從最開始激進的反對到倡導少使用到后來的反思，魏明承認，自己對智能手機的想法從開始是有變化的。這背后是手機從鍵盤到觸屏，從單核到多核，從單純的電話短信功能到后來的上網、辦公、理財、支付……手機越來越成為我們生活中最重要的存在之一。

越來越多的事情發生在這個設備里，而變化紛繁復雜，甚至快到我們來不及界定自己和它的關系。

魏明說他喜歡《好奇心日報》的一篇文章，他認為智能手機在現在環境里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怎么使用，完全要看自己，一定要做到線上生活和線下生活的平衡。不是說所有的科技進步，一下放在自己身上就是有好處的。

畢竟，科技本身沒有錯，大多數時候，人們只是對自己缺乏自控力而感到沮喪。

(文中魏明、范小弱、胡晨、薔薇均為化名)

(文/麗案調查工作室 實習記者丁雪 記者侯懿蕓  攝/記者吳海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