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機關與社會民眾之間的關系,主要體現在司法裁判和民意之間。所謂民意,又謂民心、公意,是大多數社會成員對與其相關的公共事務或現象所持有的大體相近的意見、情感和行為傾向。由于具有較高的法律素養和司法經驗,法官往往根據理性思維和邏輯推斷對案件予以裁判。由于考察問題時立足點的不同,判決與民意之間有時會存在一定的差距,這種差距的彌合不但需要法官的審判智慧和技巧,而且需要相應的民意溝通和引導機制。

法官是社會糾紛的終局裁判,擔負著守護法律、維護社會正義的使命。遵從法律是法官的職責和生命。法律是抽象性和專業性的規范,判決是法官依據法律對案件進行邏輯推理的結果。因此,單就法律適用而言,它應該是理性思維的產物。但法律適用需要取得社會的認同,如此才能培養人們對司法的尊重和對法律的信仰。應提高法院裁判的可接受性,司法過程不是一個單純從事實出發,機械依據法律邏輯就能得出唯一正確裁判結論的“自動售貨機”,如果判決總是背離社會民眾對法律的理解,或者法律的適用經常超出民眾對法律的解讀判斷,就會出現兩種負面效應:要么是社會民眾不信任法律,要么是社會民眾恐懼法律。不過,民意有時具有非理性特征,民意在形成過程中往往包含著躁動等情緒,因此,司法又必須引導民意。其實,不論是尊重民意還是引導民意,都是民意和司法裁判之間的互動,即民意如何為法官所了解,法官如何科學對待民意。

當前,民意溝通渠道尚不夠順暢,設置科學合理的民意溝通、傳達渠道頗為緊迫。從案件審判進程看,民意溝通可分為事前溝通與事后溝通兩種形式。事前溝通是判決之前的疏通,這種情況往往是案件在判決之前已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和反響。刑事訴訟法規定,法院審判需采取陪審制,即由代表社會公眾的陪審員與審判員共同審理案件。由于司法活動的特殊性,司法制度和司法活動常常過于追求規范化,在實踐中容易導致過度程式化甚至行政化的傾向。陪審制讓非法律專業人士參加審判,可以使法律裁決與普通人的良知和判斷最大限度的結合。

在當前情勢下,需要進一步強調陪審員溝通和表達民意的傳統角色,即由陪審員將民意通過陪審的方式傳達給法官,以彌補因法官和民眾缺乏交流和溝通而造成的信息匱乏,可以在法律適用方面,達到大眾正義觀念與法律原則切合的目的。在現代社會中,司法常常存在遠離民意的傾向,但民意和司法活動之間需要某種正當性聯系,關鍵是要把這種正當性機制化。陪審員制度如果做得好,裁判就可以將民意注入法律原則之中,使民意最終在司法判決中得到合理體現。而作為社會公眾的代表,陪審員也應對民意進行過濾,考察其是否真正代表了社會民眾的一般認知與情感,然后將真正合理的部分帶入法庭,在裁斷案件時予以充分考慮。

事后疏通是在案件判決結果形成后的溝通,也是提起二審程序和審判監督程序的重要事由。為避免判決過度背離民意,需要將社會民眾對判決的看法通過一定的機制反映到司法機關,然后,由司法機關在充分考慮法律與民意關系的基礎上對案件作出新的判決。事后疏通需借助于民意監督機制,即由依法設立的社會機構專門針對爭議較大的判決匯集民意,將其傳達給原審法院或上一級法院,由法院對案件做出是否重審的決定。

在這樣一種機制中,法律程序實際上被當成一種政治參與的替代方式,為民意開辟了一條進入司法場域的通道。比如前些年引發熱議的許霆案,從廣州市中級法院一審判決結果來看,它與社會民眾的看法相去甚遠,受到社會各界廣泛質疑。可喜的是,雖然并不存在由法定機構來傳遞民意的機制,但當時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還是通過各種渠道獲悉了民意,并給予了充分重視,依法作出了新的判決。不過,目前的民意疏通仍然具有偶然性,缺乏穩定性,因此,立法者通過設置民意疏通機制解決類似問題,依然十分重要。（游　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