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寄養還是收養，無論監護權是否發生轉移，困境兒童的身心健康以及社會融入都是需要專業的社會組織持續跟進和監督。

在12月12日的“中國困境兒童關注日”，南京一被強制戒毒的吸毒女通過專業的公益組織將自己4歲的女兒成功寄養到愛心家庭，南京也以全國首個由社會組織成功安置“事實孤兒”寄養的案例，在特殊的日子為社會困境兒童的保護獻上了一份特別的禮物。

針對兒童保護，“南京同心未保中心”是聯合民政、司法、婦聯等合力救助困境兒童的民辦非企業組織，其利用專業的優勢資源和服務，發揮杠桿作用，撬動和聯合多部門，實現了有效的政社互動，形成了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公益案例，為今后同類案件的處理提供了示范效應。這也讓我們看到民間公益組織的快速成長和所能發揮的重要作用。

盡管政府和社會組織在困境兒童的救助方面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績，但困境兒童的救助仍然存在一些桎梏，需要我們予以關注。

首先，困境兒童的救助，應該是多部門的聯動和合作。困境兒童的救助，首先涉及監護權的問題，監護權可以依法通過法院實現轉移，如果沒有合適人員和其他單位擔任監護人，人民法院還會指定民政部門擔任監護人，由其所屬兒童福利機構收留撫養，但兒童保障絕不是民政部門一家的事，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兒童的戶籍、就學、醫保、居住等多方面的問題，如何與教育、衛生、財政、公安、司法等部門形成協同管理的長效機制需要探索。

其次，寄養不同于收養，寄養難以真正實現困境兒童的家庭回歸。寄養仍然存在諸多變更的因素，比如被寄養的孩子將來仍然可能找到新的監護人，寄養的家庭可能中途放棄寄養等，這些因素不利于一個兒童健康穩定的成長。如果變寄養為收養，讓家庭收養成為兒童救助的主要渠道，就能有利于兒童回歸家庭，回歸社會。但目前我國法律對收養條件的規定還未松動，仍然規定無子女的人才能開展收養（收養兒童福利院的孤殘兒童除外），且被收養人不得超過14周歲，這樣就將很多有收養意愿的家庭擋在門外，也將我國大量介于14歲到18歲之間的流浪孤兒排除在外。

此外，在一些發達城市，一些難以尋到親生父母、沒有出生證明、沒有戶口，甚至沒有合法監護人的非福利系統的孤兒，因為戶籍管控和證明材料缺失的問題，只能由具有臨時監護責任的未成年人保護中心來救助，其被收養更是難上加難。

最后，專業兒童救助組織缺失，民間的杠桿作用失靈。無論是寄養還是收養，無論監護權是否發生轉移，困境兒童的身心健康以及社會融入都是需要專業的社會組織持續跟進和監督。目前社會組織的增量不足，存量不活，針對困境兒童救助的專業組織更是數量不多，需要加強和培育針對困境兒童專業開展發現、預防、監測、報告、評估和救助等系列活動的公益組織，使其形成一個個扎根本地的公益杠桿，積極撬動身邊資源，盡可能地為周邊的困境兒童帶來幫助。

□北星（慈善公益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