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關愛救助留守兒童 如何發揮社會組織的“柔性力量”？

2015年9月14日，四川省涼山州布拖縣，放牛的男孩日澤(化名)。由于父母外出務工，日澤和奶奶一起生活。每天放學，日澤第一件事就是去放牛。人民網 朱虹攝

編者按：每到歲末年關，打工者盼的就是拿到工錢、買到回家的車票。而留守在農村老家的孩子們，也已經開始倒數與爸爸媽媽團聚的日子。據統計，全國有農村留守兒童6100萬。如此龐大的留守兒童群體能否健康成長，事關社會的和諧與穩定，也事關國家的發展與未來。孩子們成長中有怎樣的悲喜？家庭、政府、社會、學校對留守兒童的關愛和保護是否到位？留守兒童問題該如何破解？人民網記者赴河南、安徽、貴州、四川、云南等勞動力輸出大省以及廣東、北京等勞動力輸入地采訪，推出“十問留守兒童”系列報道，與網友一起探討。

四川省涼山州布拖縣石咀村完全小學有七個女童班。加上普通班里的女童，整個學校女生比例超過60%。

這所800人規模的小學被大涼山的群峰環抱著，有一個空蕩蕩的操場和三棟小樓。強勁的山風呼嘯過教學樓，把正在上體育課的孩子們的笑鬧聲吹出很遠。

在重男輕女風氣嚴重的大涼山，這所女生比男生還多的小學是獨一無二的。

“有些教育觀念比較落后的家長，還是認為女孩子上學不該超過小學六年級。”涼山州布拖縣教育局股長榮敬龍告訴記者。在涼山走訪的幾天中，記者漸漸了解到，這類家長的人數并不少。

在石咀村完小的女童班里，有孤兒，有極度家貧的孩子，有家中僅有老人的留守兒童，許多本來就處于失學邊緣。而她們能夠上學的最大理由，就是學校能夠負擔她們的吃穿住行，減輕家庭負擔，同時教會她們良好的自理習慣，讓她們與其他不上學的孩子明顯地區分開來。

榮敬龍有他的雄心壯志：“山區的貧窮和落后要從根本上改變，就要從下一代的教育開始。而我覺得，要改變下一代，首先要從改變他們的母親做起。”

這些女童班，是在新華愛心教育基金會的資助下建立起來的，這是入駐四川涼山州布拖縣的諸多基金會之一。榮敬龍告訴記者，一開始只開設了一兩個女童班，后來變成四五個，六七個，口碑越傳越遠，到現在已經有50%的生源來自外鄉鎮，還不斷有家長前來打聽能不能送自己的孩子入學。

“只要提供一定的資助，再加上規范成熟的管理模式，你會發現，其實很多家長是希望孩子上學的。”榮敬龍說。

而這些條件，由社會組織來提供，比起政府提供要便利：更自主、靈活的資金來源，精細化的目標管理，多元化的資源參與，主動、熱忱的監督和跟進……盡管也會有相應的漏洞和缺陷，但其好處是無法忽視的。

在布拖縣，除了女童班，還有福慧之星班、愛心助學班等多個基金會資助的小型項目，各自以不同的方式運行。走訪了該縣補爾鄉、洛古鄉等好幾所中心校的記者看到，那些生活在愛心助學班級的孩子們，無論是孤兒、留守還是極度貧困，都有著更干凈的宿舍床單，更整潔的面貌，甚至說著更流利的漢語。

愛心班，只是政府和民間組織攜手解決留守兒童等各類兒童失學問題的模式之一。在此次主題采訪中，四川當地一些政府與社會組織合作的做法，讓記者印象深刻。

成都未成年人保護試點：探索社會組織培育之路

“我們的政府現在并沒有專門的兒童保護機構，團委和婦聯在這方面的工作偏倡導性、規劃性。而政府中涉及兒童的部門很多——教育，民政，殘聯，沒有一個專門部門去協調方方面面工作。這就導致一旦出了問題，大家都在推卸責任，誰弱勢誰就被推出來。”成都市慈善總會秘書長榮道清向記者解釋。

在兒童保護領域，這是個“誰都看得見”的問題，困難在于無法越級去解決。法律不授權，政府不能成立專門的兒童保護機構，不能專項劃撥預算，不能專門安排人員；各主體的資料無法統合，各有各的統計方式，甚至就連處于困境中的留守兒童究竟有多少，也沒有足夠準確的數字。

“以成都金堂縣為例，那是打工第一大縣，政府給的數字是有1.3萬名留守兒童，當地小學在讀生就有6.9萬，算下來這個比例不小了，但我們去當地了解，發現比例還要更龐大。”成都“公益故事人”組織負責人彭悠然告訴記者。

工作受到多方制約，但工作又必須開展。怎么辦呢？

成都市民政局分管相關工作的副局長邱偉認為，在進一步強化和整合政府政策性保護職能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是成都2013年開展未成年人保護試點以來，探索出的一條很可能行之有效的道路。

每年，成都市拿出逾2000萬元作為社會組織培育發展基金，內容覆蓋助老、助殘、社區服務等多方面，而對兒童福利的支持在其中占大比例。困境兒童救助項下的許多問題，被打包成為一個個的項目，吸引社會組織攬標，提出方案，進入評估。

評估會衡量方案的可行性、合法性、可操作性、經費保障等多個方面，如通過審查，提出方案的社會組織就將獲得資金，并在后續執行中繼續接受三方評估和監督。項目的執行期間一般為一至三年。

“我們重視兩類社會組織，一種是樞紐型社會組織，另一種是專業型社會組織。”邱偉告訴記者。

樞紐型社會組織：培育社會組織的“母體”

傅艷所屬的成都云公益發展促進會就是一種“樞紐型社會組織”。它本身不進行直接對口幫扶，但有自己的法律服務團隊和資深公益人，會將許許多多小的社會組織統合起來，為它們提供類似于“母體”或“大本營”式的支持。

作為促進會秘書長，傅艷在公益行業已經摸索十余年，談論問題坦率、誠懇、老練，提及其他公益組織時，她喜歡用的口頭禪是“我們的小伙伴兒們”。

像她這樣從事公益平臺搭建的資深公益人，在邱偉看來，是社會組織發育的種子。政府如能提供合適的環境，社會土壤又足夠友好，各種符合需要的組織就能茁壯成長。

而專業型社會組織，則可以憑借自己對特定問題的深入關注，實打實地解決問題。

彭悠然所屬的“公益故事人”組織，是由一群關注留守兒童的媽媽們一起成立的，她們最初的活動是到學校去，為那些父母不在身邊的孩子們讀繪本故事。

“很多孩子都很享受在媽媽懷里聽媽媽講故事的童年記憶，但很少會有組織會用父母的角色，跟孩子在一起度過一段時光，這是她們的獨到之處。”傅艷說。

后來進入涼山調研時，彭悠然注意到了很多父母在外、無人照管的女童。她們衛生習慣不佳，三伏天光著身子，穿著一件沒洗過的棉襖四處游逛。彭悠然和她的小伙伴們決定，為女童專門設立一個粉紅娃娃項目，給她們提供一個裝著衛生用品的粉紅小箱子，教她們洗漱穿衣，建立衛生習慣。

“可以貧窮，但孩子要帶著尊嚴和講究的心生活。我們花時間來教孩子們的清潔衛生，其實也教了女童保護，讓她們不是懷著對成年人的恐懼，而是潛移默化地接受那些重要的安全知識。”彭悠然解釋。

像她們這樣著眼處十分細微的項目，如果直接拿到民政部門的社會組織培育發展基金評估中，并沒有太大的競爭力。組織太多，競爭慘烈，無數能實實在在起到作用的項目將被斬于馬下。

而傅艷要做的事，就是將大量這樣的組織和項目集結起來，打包變成一個“留守兒童扶持關愛”式的項目，梳理經緯，內部評估，再申請政府的基金。

在邱偉看來，樞紐型社會組織在資源整合和社會力量整合方面的作用，是政府所不能替代的，“社會組織感到自身在盡自己的主體責任，而政府只是給它支持，讓我按照我組織的宗旨和價值取向去從事我自己的事，這樣社會主體才有積極性。”

并且，社會組織從事的服務是全方位的，其中許多并不在政府的職權范圍內，但對于幫扶對象又極其需要。成都市選擇用“基金支持”而不是“購買服務”的方式去幫助目標人群，也正是為了避免這種窘迫。

兒童關愛需要社會組織的“柔性力量”

在傅艷看來，社會組織是一種柔性的力量，它所起的作用不可替代，并且往往能繞開很多體制內容易卡住的問題。

“我們的法律服務隊伍，跟律協、青年律師志愿者和檢察院都有合作。體制內講究屬地，比如檢察官就很避諱介入其他區縣的案件，但以志愿者的身份，他們可以比較輕松地給出一些專業建議，這種角色轉換很重要。”傅艷說。

榮道清認為，真正的兒童關愛需要大量專業組織介入，遠多于現階段政府能提供的幫扶。“美國一個州的兒童熱線就有上百人專門負責接電話，這意味著背后有個多么龐大的體系在支持。在我國，單靠政府資源是不夠的，需要有效地動員社會資源。”

不過，邱偉也認為，成都摸索出的模式，不一定適用于全國。“比如涼山，沒有成都這樣社會組織發展的土壤，可能就不適合這樣做。像北上廣，可能社會組織發育更為完善，相對也就不需要政府這樣去推一把。”

他認為，各個地方都需要探索出最適合自身模式的方法，去解決包括留守兒童問題在內的兒童福利整體問題。

在涼山州，許多公益組織同樣是以項目責任制的規則做事。

榮敬龍根據自己的操作經驗判斷，將需要扶助的困境兒童“打包”成班，接受基金會的整體援助、評估跟進，就是一種相對合適涼山州的方案。它一方面給家長提供了足夠的動力，將零星散落在山溝里的孩子們集中起來就近入學，另一方面也便于追蹤孩子們的就學表現，提供后續一對一幫扶。在榮敬龍看來，對大涼山的留守兒童而言，解決教育問題，就是解決了最主要的問題。

涼山缺乏本土生長的社會組織，但有大量關心其困境的愛心人士、公益組織，堅持以各種方式伸入援手。這其中，布拖縣入駐的社會組織和吸納的社會援助資金，都要遠遠多于周邊其他區縣，目前已經有隸屬于福慧教育基金會、瑞士銀行慈善基金會、浙江新華愛心教育基金會等的多個項目入駐。

“政府跟公益組織能不能合作好，最終還是取決于政府的態度，是否真心愿意向公益組織遞出橄欖枝。”一位在涼山從事助學多年的公益人士對記者說。(人民網記者劉茸/文)

編后：在家庭、村落、學校、社會組織之外，政府在留守兒童關愛救助保護方面，承擔怎樣的責任，扮演怎樣的角色？目前已出臺了哪些政策？效果如何？還需要如何進一步明確責任邊界？請關注下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