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百色助學網”案媒體幫倒忙 被害女童被二次傷害

空蕩蕩的法庭，臉部打了馬賽克，就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而言，這都該是常態。

過度信息披露，聲音未作變聲處理，面部不打馬賽克……近年來，涉童案件報道不當，給未成年嫌疑人、被告人，尤其是未成年受害者帶來不必要的傷害。

保護兒童，媒體報道應當恪守什么準則？如何有效防范兒童信息被泄露？近日，中國政法大學光明新聞與傳播學院、中央電視臺《今日說法》欄目主辦“媒體報道與兒童權利保護研討會”，與會人員對此作了深入研討，并形成《媒體報道兒童事件十條規范》。

報道不慎，被害女童被二次傷害

過度信息披露，聲音未作變聲處理，面部不打馬賽克等，都可能讓公眾結合其他信息推斷出具體是哪個人，從而導致傷害發生

2006年，王杰以個人名義創辦“百色助學網”，為廣西百色老區的貧困學生募集助學金，被當地媒體譽為“大山里的天使”。然而，女童獲得的助學金很少，卻還要陪玩陪睡。

小蕾(化名)被侵害是在2009年，當時只有12歲。2015年，也就是被傷害的6年后，她鼓起勇氣站在媒體面前指證王杰的罪行。和小蕾一同站出來的，還有另一名被害人小蕊(化名)。

今年8月，媒體調查報道兩名女生的遭遇后，王杰被警方抓捕歸案。由于媒體在后期制作中沒有妥善處理采訪畫面，小蕾和小蕊被暴露在公眾視野之下，兩人被親友認出，家鄉再也待不下去，被家人送到外地。

本案被害人代理律師李瑩告訴記者，媒體過度信息披露、聲音未作變聲處理、面部不打馬賽克、背影處理不到位等，都可能讓公眾結合其他信息，如家庭住址、房子照片，推斷出具體是哪個人。“他們都是孩子，需要絕對的保護。”

李瑩從這個案件中發覺，如果對未成年人的報道操作不規范，媒體很可能會幫倒忙。果然，之后又有幾家媒體聯系采訪，被害女孩不敢再站出來了。

媒體因新聞報道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事件，并不少見。未成年人，既包括被害人，也包括嫌疑人、被告人。2013年11月，北京李某某涉嫌輪奸被刑拘，其照片、家庭等個人信息被媒體翻了個底兒朝天。

2013年2月，一名少年涉罪，搜狐網在對涉罪少年報道時，對他的一名同學(12歲)進行了采訪，播發時卻未對受訪學生作任何保護性處理。學生家長認為，未經其同意擅自對孩子進行采訪，侵犯了孩子肖像權、名譽權及隱私權，將媒體告上法庭。

媒體是把雙刃劍

用好了，可以有效保護未成年人權益；用不好，負作用也很大。之所以有后一種情況出現，根本原因在于沒有站在兒童權益最大化立場考慮問題

“不管從媒體報道還是律師幫助的角度，我們在報道時，確實忽略了一些問題，比如保護未成年人肖像權，需要遮掩哪些部位、多大面積，沒有站在兒童權益最大化立場上考慮。再如，多家媒體采訪報道，實際上是在反復揭孩子的傷疤，沒有把尊重兒童放在首位。”鳳凰網鳳凰公益欄目主編孫雪梅說。

“媒體報道是把雙刃劍，在引導觀念、吸引資源、影響政府決策上作用顯著，若用不好也會產生負作用。還有目前大量的自媒體，在自主發布消息時難以約束。”共青團中央權益部維權工作處處長冉云梅說。

談到自媒體，孫雪梅對目前自媒體的傳播狀況感到憂慮。2012年轟動全國的溫嶺虐童案孩子被虐待照片，在網上擴散特別多，至今還很容易搜到。“如果有一天這孩子長大了，看到那張照片，他是什么感受？心理上的傷害要想沖淡很難，自媒體不當傳播會對孩子成長帶來另外的傷害。”

中國政法大學青少年犯罪教研室主任皮藝軍教授認為，“只要孩子成為違法者，他就已經受害，他是社會弊端的受害者。從這個角度來說，公眾不必對那些犯罪的孩子恨之入骨，即使他們犯了比較嚴重的罪行。對他們也不能用對待成年人犯罪所謂的報復心理，以牙還牙。當然，我們不能責怪媒體，這是一種集體意志。國人所謂的嫉惡如仇是以人永遠不應當犯錯誤為邏輯起點，遇到有人犯罪，就會把所有的仇恨不加約束地傾瀉出來。泄恨很容易，但人道和公平就沒有了。”

皮藝軍以李某某強奸案為例，作了進一步說明。李某某2011年因開車與人爭執被拘禁一年，出來后半年內就參與輪奸。“為什么孩子比成年人更容易犯錯？”他認為，這首先不是道德問題或法律問題，而是一個生理現象，少年犯罪本身有生理學基礎。絕大多數孩子在大腦健全，有社會經驗之后，就會變成好孩子，青春期理論將此稱作“自然治愈”。

結合實踐，李瑩分析了具體案件媒體報道疏漏，一方面是媒體對一些侵害細節報道過于詳細，另一方面是被害人出鏡的鏡頭處理太粗糙。為了避免這些情況，他們在拍攝前都和媒體溝通，比如為了證明受害事實，相關證據會給媒體看，告訴他們哪些不能播，并專門簽承諾書。即使如此謹慎，媒體還有可能把不該播的給播出了，如果就違約侵權再打官司，又成為事件，繼續被公眾關注，當事人會繼續受到傷害。

保護兒童，視角欠缺

缺乏孩子視角，看不到孩子需要，法律也存在這樣的問題，甚至一些為保護孩子權益制定的法律，更大程度上是成年人的宣言書

1989年11月，聯合國大會通過《兒童權利公約》，這是第一部有關保障兒童權利的國際性約定，1992年4月在我國生效。

全國婦聯權益部工作人員蘇蕓說，“公約確定了兒童享有的生存權、發展權、受保護權、參與權四大最基本權利，《中國兒童發展綱要(2011—2020)》也就此提出依法保護、兒童優先、兒童最大利益、兒童平等發展和兒童參與的五個原則。可媒體似乎并沒有注意兒童權益最大化原則的一些要求。‘六一’原本是孩子的節日，卻常常是孩子跳舞給大人看，跳得不好還要被批評。我們的文化里還習慣把孩子當成一種附屬品，兒童的參與權和被尊重的需要都沒有得到重視。”

“兒童利益優先，說的是社會利益和兒童利益相沖突時，誰應當居先。比如說，某地有很多打工子弟學校沒有取得五證，手續不全。到底是先撤銷學校，還是先保證孩子有學上呢？滿足孩子的基本需求，才有可能滿足社會需求。做不到這一點，連最樸素的公正都談不上。”皮藝軍說。

目前有關孩子的媒體思維還是成人化的東西，李瑩舉例說，西班牙一個關于兒童暴力的戶外廣告做得非常巧妙。以成年人的身高看這個廣告牌，它就是一個非常正常的男孩，標著“一定要保護兒童”的廣告詞；以孩子的身高看，就變成了一個嘴角流著血的，被暴力傷害的孩子，旁邊用大字號寫著可以獲得幫助的地址和電話。

“沒有孩子視角，看不到孩子的需要。我們的法律也存在這樣的問題，缺乏基本的可操作性。比如有專門為孩子起草的預防青少年犯罪法和未成年人保護法，但更大程度上是兩部成年人的宣言書。少年保護這個領域，要盡可能詳盡地制定有操作性的法律條款。”皮藝軍說。

《今日說法》欄目制片人朱海峰表示，“《今日說法》經常涉足兒童案件報道，不可回避的是，盡管很努力，但在專業上還是留下很多遺憾。在法治媒體里，目前的現狀可能差不多，有的更隨意，對兒童隱私、兒童權益保護很不足。”

“從刑法學角度看一種危害行為是犯罪，認為‘犯罪該罰’。但從犯罪學來說，會說‘犯罪有理’，少年犯罪一定有它的原因存在。孩子關注的是感官的東西，不能直接用理性的標準去衡量他們的行為是非，也不能把成人認為好的東西用灌輸的方式傳遞給孩子。法律上講的‘特殊保護’要真正弄清楚特殊在哪里，不能混同于成人。”皮藝軍說。

媒體職業規范亟須確立

具體到每一個案件報道中，僅僅籠統地要求“維護合法權益”遠遠起不到效果，需要有可操作性的媒體報道規則來指導

2009年，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對《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進行了修訂，其中對未成年人的相關報道，要求新聞媒體“維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注意保護其身心健康”。

蘇蕓說，具體到每一個案件報道中，僅僅籠統地要求“維護合法權益”，遠遠起不到效果，需要有可操作性的媒體報道規則來指導。比如性侵兒童報道里，受害情節應該有意識地淡化掉，并不影響事實呈現；還要避免復制和傳播對兒童暴力合理化的做法和思想，比如“因為不聽話才挨打”“父母都是為孩子好”等等，對兒童實施暴力是不能找借口的。

“媒體報道中常有貼標簽的現象，也應引起注意。”蘇蕓接著說。比如一個孩子出了問題，媒體可能會去挖掘他的家庭原因，如單親家庭兒童心理是否健全、留守兒童是否缺少關愛、殘疾兒童是否身殘志堅等等。每個孩子都不一樣，希望媒體多去看看這個孩子經歷了什么，聽他講自己的故事，不要簡單刻板地加一個符號在他身上。

李瑩介紹，百色助學性侵案發生后，當地政府發了一個新聞通報，“要求各學校加強對學生的教育，抵制這種誘惑”，“可以看得出，從官方開始就產生誤解和偏見。”今年3月，10名未成年少女被誘騙到青海賣淫，案件破獲后，“失足少女”“賣淫少女”等詞語多次出現在媒體報道中，公眾對這些孩子留下“為了錢”“不勞而獲”的印象。事實上，她們很多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逼迫、利誘、脅迫的。“如何去避免偏見，是媒體的責任。”

談到法律和規則的操作性，蘇蕓介紹，全國婦聯在參與起草反家暴法中，也用了很大精力讓條款更有可操作性，比如家庭暴力中的兒童，如果警方要詢問孩子，之前應當做大量工作，把后面可能要參與進來的有關部門的意見匯總成一個提綱，一次問完，同樣問題不再重復。詢問的地方可設置成家庭式，可以給孩子的一個布偶幫助表示，比如侵害了哪個部位、傷害的輕重程度。“我們希望，此類操作要求在司法解釋或相關實施細則中得到體現。”

經過研討，會議最后形成《媒體報道兒童事件十條規范》，從媒體從業者的理念、報道議題與技巧、采訪禁忌等十個方面加以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