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河南信陽一村的“另類”發展：守住村子原有的魂兒

郝堂民居。 李江河攝

郝堂農家。 資料圖片

郝堂村，河南信陽市平橋區一個曾再普通不過的村莊，發展卻有點“另類”。

4年前，郝堂還是大別山革命老區一個凋敝村落，“靜得嚇人”。而如今，村里的年輕人大都回來了，遷出的戶口又遷回來；遠遠近近的城里人紛至沓來，堵車竟成家常便飯。人氣驚人逆襲。

很多村，生怕像農村，撤村并居、大拆大建，“去農村化”毫不含糊，越變越像縮小版的城市。

郝堂，就怕不像農村。堅持不扒房，只修復，留下時間的痕跡。敬畏村莊原有肌理，大樹不砍，河塘不填，鄰居還是原來的鄰居。守住村子原有的魂兒，改造成一個升級版的農村。

別的村，追求把房屋建得很漂亮，恨不得成為又一個“周莊”，旅游立村，“是讓外面人來看的”。郝堂，則是圍繞讓村里人的小日子過好來建的，“說白了就不是讓外面人來看的”。改水、改廁、改廚、改房，建學校、衛生室、圖書館，不粗制濫造，不短視功利，現代的也現代，傳統的也傳統。頭頂“中國最美休閑鄉村”的光環，郝堂建的是家園、共同體，老百姓過的是小日子，“被旅游”只是意外收獲。

別的村，去一次未必再去，可郝堂來過還想來。比不得水鄉小鎮，比不得黛瓦古村，郝堂讓人看到了什么？

“前三十年看小崗，后三十年看郝堂。”雖是一家之言，卻也一語破的：“最美”郝堂，美在“村”，美在激活鄉村價值、尊嚴、自信，美在一種“既有疼痛，也有憧憬，蘊含著未來和希望”的感動。

緣起——

不能消失的農村怎么辦

幾年前，郝堂同很多村莊一樣，幾近空心，只留下空巢老人，山上板栗熟了都無人摘。但凡有點能力、頭腦、出息的，都出去了。人們常說，走吧，過不了10年，村就沒了。

村里種稻種茶，都不多，沒什么像樣資源。入冬就燒炭，滿山溝冒黑煙。“窮到挑柴賣草，山里跑兔子都看得見。”垃圾遍地，塞滿河道。老人得病，累及打工的兒女，有的甚至尋了短見。

61歲的胡靜17歲嫁到郝堂，當了30多年的村干部，今年接任村支書。提起農村，她苦惱：“相比30年前，日子是好過了，可農民為啥連在農村生活的自信都沒有了？”隨便問村里的小孩，長大了，他肯定說要進城。

2012年底記者到郝堂的時候，一路雨雪，村子卻很“抖擻”。不止崗上的植被、塘里的蓮蓬抖擻，人也很抖擻。進了郝堂的地界，便再看不見垃圾。數九寒天，堰壩下溪聲朗朗，農戶似緊似慢忙著“庭院革命”。

那時，郝堂村正破繭成蝶。

村部周圍200余畝水田返租倒包給村集體，“搖曳”成百畝荷塘，既是景觀，也能增收，還是生活污水經過農家三級化糞自然凈化的最后歸宿。

破敗的村小學，搬到了風景獨好的半山腰，引來城里重點小學的名師當校長。硬件軟件煥然一新，學生人數從最初的60多名留守兒童，一下回流到200多人。

村里的年輕人陸續回來了，不再是一副隨時拔腿走人的樣子，快要廢棄的老房子翻修了，回歸到當地原汁原味的狗頭門樓、清水墻。村莊人氣、生氣在集聚。

普普通通的郝堂，似乎是村莊發展的一種例外。其時，在全國各地，村莊每天以驚人的速度在消失——或者成為土地“增減掛鉤”的指標被推平，或者被一片片或粗或精的高樓社區所取代。儼然，那便是未來農村。

“現在很多人到郝堂大談旅游，但郝堂開建時，我們就沒有想過要在這個地方弄個旅游點，而是在中央精神指導下，著眼農村價值和農民幸福，打造一個人們心目中的中國農村升級版。”信陽市委書記郭瑞民始終關注著郝堂，念茲在茲的是“不能讓它走偏了”。

發展郝堂也遇到了尖銳的爭論：“一個掙扎的村莊遲早將衰落、拆掉，為它花錢，值嗎？50萬元架電線，只為收50元電費？”

平橋區委書記王繼軍，時任區長，他堅信自己的認識：“農村是有價值的，農民是有尊嚴的，農業是有前途的。”即使將來城鎮化達到70%以上，還有四五億人在農村，“不能消失的農村怎么辦？不能變成市民的農民怎么辦？農村不能成為生產糧食的人的‘工棚’！發展不只有經濟賬，還有社會賬，發展共享是公平賬！”

為什么選郝堂作為全區農村可持續發展項目試點村，胡靜聽過很多解釋。有人說，郝堂再窮也沒砍村里僅剩的十余棵大樹，這個村有敬畏。有人說，一位專家在平橋職業學校看到平民教育家晏陽初的塑像，有感于心。

其實有偶然也有必然。郝堂距市區20來分鐘車程，不近不遠。村兩委班子想干事也能干事。最重要的是，郝堂太普通，普通到沒有特點，沒有資源，這樣的村莊，才有代表性。

有人勸胡靜別折騰了，這位時任村委會主任的“鐵娘子”卻吃了秤砣鐵了心：“干了一大輩子，咱村干部被認為‘不是要錢要糧，就是上環結扎’，難道我們就不會干點村民打心里歡迎的事？”

破題——

從小事里改變的村莊

早在2009年，胡靜在多方幫助下籌辦養老互助金，請村里老人入股，每人2000元，當年15人參加。年底，每位老人得到了300多元的分紅。錢雖然少，紅包發到手里時，臺下老人哭了。

正是這件事，極大提高了村兩委的凝聚力。政府曾號召過養雞鴨，種板栗，喂獺兔，村民總習慣性懷疑。可這一次，錢是實實在在的。

2011年，政府陸續引來專家團隊參與郝堂試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個叫孫君。孫君團隊是做鄉村建設項目的。他不避諱過去的失敗。有的村做好了，專家一離開又退了回去。

專家經驗與基層探索碰出了共通的理念，但對于郝堂不會有現成的路徑。孫君本是畫家，轉投農村建設，還帶著畫家的率性。農民看他褲子有洞，估摸他窮，婦女看他畫有人體，躲著怕是流氓。會上他感性，“改變郝堂，給我兩個春天”；進村他樸實，雖不吸煙，有農民遞，他接過來就抽。久了，全村人見他都恭恭敬敬：“孫老師！”

接受平橋區的委托前，孫君給郝堂留了考題：3個月，全村能不能完成垃圾分類？“做大事一定先把小事做好。小事花錢不多，但可以把人凝聚在一起，讓村民覺得，每人每家做一點事，一個村莊就有改變。”

孩子們最早被動員起來，去一家一戶評比衛生。孩子一絲不茍，也不講情面。誰家衛生好，孩子們就啪啪鼓掌。誰家差，主人臉上先掛不住。

3個月，大城市都喊難的垃圾分類，郝堂做到了。先得發臉盆、床單鼓勵。接著，家里干凈，門外垃圾就不順眼，再后來，河溝都被撿了個干凈，村民再見不得地上臟。

村莊建設，每一個環節都得精細。村施工隊負責修垃圾池，返工了5次。孫君算過，村里平均15年建一次房，“從現在開始，注重建筑質量，郝堂的目標是建50年不落后的房子！”

不知道什么時候起，農村似乎就可以粗制濫造。郝堂項目反對這樣的“潛規則”，學校、圖書館、衛生室，都以讓農民享受城鄉均等化的公共服務為標準。平橋區長柳自強說，這是對農民最樸實的尊重，是認識導向。

尊重——

村莊是村里人的村莊

蓋房子、娶媳婦、生孩子，是農民的大事。最具體可見的，就是房。政府深知，也只有房，能把農民吸引到村莊，吸引到腳下那片土地，吸引到集體的事上。

但村莊是村里人的村莊，他們才是主體。政府再強大，也替不了他們過日子。村莊改變，依靠的是群眾。能走多遠，要相信群眾。

講道理容易，做起來很難。都要到城里買房了，誰還愿意花錢去改造老宅子？農民有農民的精明，能掙的錢準掙。可他不愿改，你說他保守，那是他穩妥。

專家的眼光，群眾也看不上。孫君說土的、舊的、當地原汁原味的房子好。村民搖頭，還是新的好，像城里一樣，水泥板，明晃晃貼著白瓷磚。

雖然村兩委“唱主角”，可改房這事，村干部不能帶頭。每改造一平方米，財政補助130元，貸款可給兩年貼息。胡靜看得明白：“群眾吃肉，干部連湯都不喝，他才服你！”有利的事，村干部不占先。家家動員，孫君拿著手繪的一張張效果圖，苦口婆心勸一個月，終于說動了黨員張厚健。

張厚健對老屋不滿意，兒子回來都不愿住家。改造預算大約得花七八萬元。張厚健嚇了一跳，太貴！孫君趕緊說，4萬，4萬就可以了。

沒想到蓋了拆，拆了蓋，匠人只會鋼筋水泥，早已不會門樓瓦片。“這是拿我家練手啊！”這回輪到張厚健著急了，趕緊吧，讓我得有地住啊！可工匠認真，效果出不來，接著改。

最后算下來17萬元，天文數字。堅決不接受的廁所進屋，進了；死活要留的院墻，拆了，山水盡收。在參觀者的贊美里，半信半疑的張厚健也滿意了，面積大了，功能全了，加固了，隔熱了。別人來打聽，他幫著隱瞞數字：“別因為數大，嚇得都不改了。”但農家樂幫他迅速回本，“要愿意做飯，你做吧，累死你都有人吃！”

這一來，累壞了孫君。2011年上半年，他家家動員都不干。下半年，只要進村，誰逮住他就說房子、“畫”房子。

但政府劃下了紅線。尊重自然環境：不砍樹，不填塘，不挖山，不扒房。尊重村莊肌理：改水、改廁、改廚、改房，讓現代設施和功能進來，保留村莊形態，不大拆大建。

村莊最細微的美，都得到了尊重。沒有一味用新代替舊，新舊在疊加。任何一個村，少說數百年，村路布局里是歷史，是鄉愁。片石磚木，都重新派上用場，成了化腐朽為神奇的寶貝。專家、村民、工匠在“慢”中投入，帶著溫度，帶著敬畏，修復著村莊。

村里兩處土坯房，久不住人，再過兩三夏，也就塌了。村民說土坯房“住夠了、住傷了”。可被精心修復出來，成了全村最高端的茶社。原村小學幾處教師的舊瓦房，內部按星級賓館裝修，變身郝堂最安靜雅致的院落。留舊不是為了矯枉過正，而是要喚起村民對農村的尊重與自豪。

郭瑞民、王繼軍這樣的市、區領導也常出現在村里，他們不批項目，不下指示，只是隨時關注著變化。王繼軍提醒村里，也提醒自己：“政府習慣講效率，可農民的事急不得。你急了他不搞了，他認為你在搞政績、搞形象。結果就是，你花了很多錢卻換來他一肚子怨氣。”

尊重群眾意愿是態度，更是方法。參與的各方觀念、角度、見解各異，說不攏怎么辦？當專家和領導意見不一致，以專家意見為主；當專家與群眾不一致，以群眾意見為主；當群眾與農戶不一致，以農戶意見為主。不以大多數的聲音淹沒少數人的聲音。

村口路邊有棟二層小樓，方盒子，白瓷磚，很另類，很扎眼。村里動員戶主改，條件越談越離譜。規矩不能壞，“山里猴，不能領頭。”那就不改吧，最后反倒留下了當年的時空印記，增加了村莊的豐富性，歪打正著。戶主如今想改，村里還得做工作：能否不改？

郝堂的村居改造風生水起，政府只動用了360萬元的補貼，“四兩撥千斤”，農民自己的錢占大頭。政府的主業不是給群眾蓋房子，而是公共服務設施的配套。不粗制不濫造不糊弄，學校、衛生室、圖書館、居家養老中心、自來水、沼氣、路橋，扎扎實實地建。錢哪里來？王繼軍說，號召相關部門向上跑項目，但絕非整合涉農資金，那會切走別村的蛋糕。鼓勵去申請增量，“國家有這些項目，條件是誰干得好就給誰。”

蛻變——

社會修復，化育民風

董光輝在鄭州本已是一家報社的高管。2013年他無意中來到郝堂。9天后，他把全家都搬了過來。

當時孩子還有十幾天放假，他說“不等了，搬家”。辭了職，驅車4趟，徹底成了郝堂的居民。在城市，他每天深夜2點還在熬夜。在村里他晚上8點半睡覺，清晨6點半跑步。他理由很簡單，這里能給孩子最好的童年。

村里孩子見人問好，知道把瓜子殼捏在手心，不隨地亂丟。學校就在村旁小山上，鐘聲響徹山灣。學校是政府和社會投資，臺灣設計師為孩子們做的干廁，生態環保，參觀者一撥又一撥。干廁的肥料可以用在孩子們每人分到的那塊小菜地上。自家的狗跟著孩子們上下學。學校拿大自然當教具，帶學生認花認草，炒茶品茶。“如果農村的孩子都不喜歡自己的家鄉了，大了以后怎么會記得住鄉愁？”校長楊文平堅持做理想中的鄉村教育，不為“唯跳出農門論”而“自廢武功”。

在郝堂，村民自掃門前屋后垃圾。反倒是城里來開店的不習慣，說門外不該他管。沿路丟垃圾，下塘折蓮花的，往往是外來的游客，村里保潔老太太跟著一路撿。

吳鳳超是80后，打工14年，現在帶著家人回來，戶口也從城市往回遷。他記得，過去村里偷個雞摸個菜、拎個鍋弄個油的事不少，現在夜不閉戶。

如果僅復制郝堂的房，復制不了郝堂的神兒。很多內功，是看不見的。

在郝堂，所有的事情，必須跟老百姓商量著來。村莊能不能進車子？村里開村民會，一直開到夜里11點多，爭吵的結果是：晚上游客少了可以進車，其余時間不能。

村規民約都是大伙這樣吵出來的。村莊建設的“大事記”，厚厚一本，村里開的群眾會數不勝數。有這樣協商溝通過程，村兩委強了，群眾也認他們。如此建起的，是家園，是共同體。

如果想看轟轟烈烈的經濟效益，很難看出郝堂的名堂。郝堂項目強調不過度注資，甚至對外來資本保有警覺，“引入建設主體時，一定不能剝奪村民的權益，不能把農民擠出去。”小小一粒蓮子，本村人采，本村人賣，荷塘也是集體的。這樣，雖說規模做不大，效率不是最高，可制度設計就這樣，哪怕有一丁點掙錢的機會，都要給村民。

郝堂項目協調人禹明善總結，表面看，郝堂修的是房，其實重建的是信心，凝聚的是要素，修復的是村里的小社會，重現的是集體的活力。集體有資產了，才能管起大家的事，就像蜂蜜，最讓螞蟻抱在一起。

碰撞——

觀念的爭吵與和解

農民改自家的房，沒怎么想過旅游。可郝堂還是觸動了無數外來的客人。

很多人找到了記憶中的鄉村。鄉村是有生機的，長著大樹，升著炊煙，水里有魚有蝦；村里人是和善的，打著招呼，讓你去家里吃飯……中華民族的根、文化的魂在農村，人們和泥土有著天然的親近。在郝堂，大人找到了回歸，城里孩子來了不愿走。晚上大大的月亮升起來，曾有孩子興奮地問：“爸爸，那是什么燈？”

小小的郝堂，承載城市的差異，承載泥土根脈，承載故土鄉愁。每到周末游客一兩萬人。問他們，看什么？往往是，不知道，就是想看。

每一種情愫，每一個細節，都映射著城鄉的碰撞。譬如有人說：“村口小攤的戶外太陽傘，應換成油紙傘……”馬上有人打斷：“農民不干！”

農民要什么？村里要有路燈。可是，農村寧靜的夜晚不是他的美嗎？過多的光線屬于城市。最后路燈用了最節制的光。

有人說，房子是好看，就是電線桿亂，電線為什么不入地？有道理。可是，農村經常動土，碰斷了，麻煩又浪費。

路、河，規劃征地要截彎取直……慢著，這是農村，為什么不依照既有的山形水勢？

美化綠化，規劃的樹種開始是百日紅、櫻花。可是，它們不是土生土長的，要全部清除。

為什么總碰撞？郝堂發現，原來總用城市思維，求解農村的問題；總沿城市走過的路，認知農村的方向。比如，城市污水集中處理，農村也學，但怎能讓農民每家掏污水處理費呢？

郝堂是多解的。郝堂的意義，胡靜看重“村莊新生，村業壯大”。孫德華是五里店辦事處派駐郝堂的包村干部，他看重“農民對自身文化的尊重，并獲得了自身建設、自我發展的能力”。五里店辦事處黨工委書記蘇永華則說，郝堂價值在于“美麗鄉村要用實干精神去‘慢慢’打造，用人文情懷去精心雕琢”。

也有疑慮：“農村活了，農民富了，可農業還是沒人干。”30出頭的胡濤上海有廠，每年銷售額達千萬元。他回來種地，種原種稻。他說：“村里種地的少，收益還是太低。”

還有更深的疑問：“離了幫助談郝堂復制，能夠自主進行嗎？”“面對城鎮化的大勢，該引導農民走還是留？”郝堂已經觸碰到了更深遠的話題：我們需要一個什么樣的城鄉關系？

復制——

待到山花爛漫時

有人評價郝堂是農村優秀部分的復興。然而復制郝堂，難在郝堂并無模式，因地制宜。但最大的難題，是人。都市的設計師、大腕們建不了，他們接不到農村的地氣。有一些到農村開發的新銳，他們要的是鄉間別墅，在乎的不是農民。農村，人才都在往外流，有幾個愿意和農民一起打造一個“郝堂”？

別的不說，連身懷鄉土建筑技藝的工匠都成了“稀世珍寶”。鮑國志做園林，李開良建房子，因為來到郝堂，各自改變了軌跡。孫君畫張畫，李開良們能比著建出來，“建的比畫的還好”。孫君說，他們沒有學歷，沒有職稱。我們這些人，畫家、專家、學者的光環掩蓋了他們。

這兩個人，帶著郝堂的理念，把復制郝堂當成了事業。

郝堂管他倆，一個叫老李，一個叫老鮑。老李脾氣怪，不愛說話。他今年住了一次院，郝堂村民一撥一撥去看他。他不吃房主的飯，讓房主省錢買好料。料差，他二話不說給扔出去。蓋得不滿意他就拆了重來，費料費工，誰也不敢頂撞他。他離開郝堂時，他的狗賴在村里，說啥也不走。村里發現，只有叫老李，那狗才應。天天這么叫，好像老李真沒走。

老鮑也較真。房子改出來，不見得順，待他花木點綴，效果一下子就出來了。但他倆，整天爭，面紅耳赤。就是這倆人，像種子一樣，從郝堂到了新集村。在平橋區，新集就是第二個郝堂。

有人說郝堂有茶山小河，是沾了旅游資源的光。新集是個平原村，啥也沒有。新集的故事，源于老教師張立培。他放著明港二中的總務處副主任不當，自費30多萬元，去新集村支教。村小學破敗到只剩下17個留守孩子。但他不放棄，建食堂、修寢室，吸引眾多家長把孩子送到這里寄宿就讀。

“以恢復鄉村教育功能引領文化復興和村莊建設”，2014年平橋區改擴建了新集小學，一下子涌來幾百留守兒童入學。按郝堂的經驗，政府在村莊倡導垃圾分類，按群眾意愿鼓勵村居改造。

老李和老鮑大顯身手。得益于郝堂“練手”，新集的改造更加得心應手。一個幾乎成為廢墟的小院改造成了孩子們的繪本館。一片老屋，成了雅致的茶社。

沒有太多復雜的過程，新集活了。垃圾資源分類，比郝堂堅持的還好。走進處理中心，沒什么異味，這個夸獎讓垃圾工肖全珍很得意。從滿村垃圾，到現在細致地回收，她覺得自己特有價值，滿滿自豪。說話間，從一片雜物中，揀出一枚細小的紐扣電池，“這個丟到地里，毒很大。”

為了回村專職做垃圾分類，她放棄了北京的保姆工作和幾千元月薪。丈夫以前是“老上訪”，如今一門心思收垃圾。

老鮑受邀遠赴豫北，如今在黃河岸邊河南孟州主持一個村莊的修復。那邊有位90多歲的工匠，白須飄飄，感遇村莊復蘇，重操技藝。

在郝堂的周邊，沒有補助，村民也在熱火朝天改房子。自己設計，有模有樣。這一帶，人們再也不蓋水泥板、白瓷磚的樓房了。農民就地取材，還搞出了雨污分流系統。

走在最前的郝堂，卻遇到了新的問題。郝堂因村莊而引人，可引人帶來的發展沖動要占地，要擴張，卻威脅了村莊。郝堂比兩年前亂了，一些類似城市社區的管理問題露了苗頭。有人對王繼軍說，郝堂建得越好，在商業化的大潮中破產得越快。王繼軍曾因占地砍樹生過氣，把手機都扔了，掉到了河里。但這一次，他很平靜：“郝堂的意義已經體現，一個村莊有他自己的發展，也有他自身的調適。”

的確，發展沖動之于郝堂還是太少，他今天還不僅是村民的郝堂。待到山花爛漫時，最好的郝堂，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村。（本報記者 龔金星 禹偉良 王漢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