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根本的，是要轉變政府職能、轉變政府的治理方式，從源頭上規范乃至減少公車服務的領域和總需求，從而控制公車運行的成本，保障公務出行的效率。

近幾天，一些地方陸續公布著當地的公車改革方案。從已披露的信息看，保留“四類公車”與按職級發放公車補貼，是基本的“標配”。

積極推進公車改革，符合社會的預期，也贏得了社會的贊譽。但是，隨著車改面的不斷擴大，社會上也確實有“泛福利化”的質疑，有“影響行政效率”的擔心。其背后的根源，恐怕就在于目前的車改方案多數是“就車論車”，而脫離了現實公務運行的實際。畢竟，相對于“一刀切”的公車補貼方案，現實中公務運行的基礎、方式和需求是千差萬別的。

公車是保障公務用車，沒有公務就沒有公車。其實，中央、省級甚至是縣級職能部門的運行主要是“靜在機關、動在出差”模式，基本上可以視公車為“無物”；而基層的街道、鄉鎮則需要經常在區域內“游動”或上級職能部門間“奔走”，對公車的日常需求大。本輪車改中，越是基層越希望公車用實物來保障的傾向，也正是這一情況的真實反映。況且，城鄉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的交通環境、公共交通水平、出租車服務保障能力方面的差距很大；同級地方政府之間轄區面積的差距也是顯而易見的。這些也導致了同級政府、職能部門或崗位之間，對公車的日常需求很難一概而論。

當然，我們不應當也不可能讓公車改革方案一味地“遷就”現實的差異與需求。實際上，公車改革也給公務運行的變革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契機：是時候改變“出則公車”的官僚主義作風、“以會議落實會議”的形式主義毛病了，也是時候充分利用電子辦公系統簡少“車來車往”了。而最根本的，是要轉變政府職能、轉變政府的治理方式。只有這樣，才能從源頭上規范乃至減少公車服務的領域和總需求，從而控制公車運行的成本，保障公務出行的效率。

公車治理是當代政府面臨的共同難題。我國的公車改革之所以“復雜”，就在于它既要承擔“反腐”的任務，切實回應社會各界的關切；又要保證公務活動的正常運行，保證政府的運行效率。透過目前各地公布的方案，遏制“車輪上的腐敗”可以預期，能否實現“車輪上政府”的高效運轉、公車經費的有效使用，則還需要在實際運行中優化制度設計、加強有效銜接。

一句話，要讓公車改革取得預期的效果，就應該讓公車改革與公務運行相向而行、相互促進。

□江南一木（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