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還是不搶？”4日上午10點左右，成都市民楊海（化名）所在的微信群里，董事長發了一個紅包，他按捺住了內心激動，沒好意思吃這第一口螃蟹。接下來，他的不好意思就轉化成了慶幸：當天下午，公司下發一紙處罰通知，搶紅包的“前三甲”，每人罰款500元。理由是上班時間玩手機。（1月6日《成都商報》）

就因為按耐不住好奇在上班時間搶了一個紅包，成都一家公司的三名員工被罰款500元，置于一個月只有三四千工資的語境下，這樣的罰款力度、這樣的罰款方式，引發了社會的熱議。很多人認為，這樣的做法更像“釣魚執法”，不人性化也不合理。但在筆者看來，在這樣的民營企業，領導完全有“釣魚執法”的權利與任性。哪怕簡單粗暴，哪怕不得人心，那又怎樣呢？誰讓公司是人家自己的呢？

在此事上，真正的問題不是釣魚執法，而是違反法律。在我國，企業罰款曾經很盛行，就因為1982年國務院發布了《企業職工獎懲條例》，其中第十二條規定：“對職工的行政處分為：警告、記過、記大過、降級、撤職、留用察看、開除。在給予上述行政處分的同時，可以給予一次性罰款。”這為企業罰款提供了依據。但早在2008年1月15日，《企業職工獎懲條例》就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代替而廢止。

如今在我國，對公民的財產行使經濟處罰權的主體只能是法律法規賦予的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等有授權的主體。而在相關法律中，也只有《勞動合同法》第十九條明確規定，“勞動者違反本法規定解除勞動合同，或者違反勞動合同中約定的保密義務或者競業限制，給用人單位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除此之外，對勞動者施加經濟處罰的做法，都是沒有法律依據的。也就是說，這家企業對員工處罰500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一種違法行為。

從國際范圍來看，法國明確禁止企業罰款權，即便是一些承認企業罰款權的國家，企業行使罰款權也會受到嚴格的法律限制。而在這家企業，搶個紅包就罰款500元，從情理上來說，是說不過去。事實上，之所以對企業罰款權進行嚴格限制，就是為了更好地保持企業用工自主權與勞動者權益保障的平衡。企業行使經濟處罰權，對勞動者是不公平的，假若允許，那勞動者在勞動關系中獎處于更加弱勢的位置，而企業一旦濫用罰款權，那員工上個班恐怕還要倒欠企業錢了。

企業“釣魚執法”，這個是不受限制與約束的，這所見證的，只是一家企業管理水平的高低優劣；但是，企業“釣魚執法”之后施加的處罰，就應該嚴格遵守法律，不應該繞過法律而行。從這個角度來說，公司董事長你可以發紅包，你可以禁止員工上班時間玩手機，你可以拿這家公司是燃氣公司更要注意細節來說事，但你不能隨意對員工做出經濟處罰，即便要處罰，也必須有理有據。只有尊重法律成為一種習慣，企業做出的各種舉動，才會更加令人信服！（龍敏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