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協和原名蔣孝傳，1920年3月出生于江蘇省銅山縣。作為復合型和專家型人才，他半個世紀以來為我國的機械設計、軍工科研、建筑、教育、中醫等多領域做出了重要貢獻。在科學技術方面，他的事跡廣為人知，筆者要介紹的則是他在收藏革命文獻方面的杰出之處。

張協和在青年求學期間，父親曾叮囑他：“你為人正直光明，但社會復雜，以后凡事要留有證據。”他謹遵父訓。正是由于這個日常習慣，在延安工作的7年間，他收存了信件、圖紙及書報刊4000多件。1947年3月15日，他奉命隨中央后梯隊撤離延安。為減輕負擔，他把所有的日用品都放棄了，只是帶走了這些收藏品。

1959年，人民日報出版社想重新影印戰爭時期發行過的老報紙，但尋找了很長時間都難以找到完整的原件。張協和得知消息后，將自己保存的《解放日報》親手交給了中央機關事務管理局副局長范離同志。人民日報出版社接到這批報紙后非常振奮，經清點缺數極少，通過其他途徑很快配齊，分12冊全部影印出版，僅有一批臨時刊因缺8份而沒有影印。

“文革”期間，張協和擔心“紅衛兵”抄家，將所收存的藏品分散到了親戚、部下、友人處。1969年，他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為保住這批重要的檔案資料，他讓長子張延生將所藏《解放日報》原件及其他藏品交給博物館暫時保存。但遺憾的是，走了幾家博物館均遭拒收，于是繼續在家保存。1996年，張協和同志去世，這批珍貴的檔案一直保存在他的子女家。

2007年秋，張協和的子女參加“延安兒女聯誼會”尋訪團訪問延安，臨行前對父親張協和、母親姚毅遺存的歷史資料、實物等進行了初步清理、拍照，編輯制作了光盤并對部分原件進行復制，捐贈給了延安的相關部門。回京后，他們又對這批史料進行了系統分類整理，在仔細閱讀了部分內容后，發現保存下來的3000余件陜甘寧邊區原始資料，都是研究那個時代的寶貴文獻，而且部分實物資料可為研究邊區發展史和延安革命文物修復提供佐證。尤其是那批《解放日報臨時刊》，目前存世極少。2011年5月，張協和的女兒張輝在北京市西城區圖書館聽了筆者一次黨課，內容基本以老報刊為線索講述黨史。她聽了之后很感慨，課后找到筆者，講述了他父親的收藏故事，并咨詢《解放日報臨時刊》的存世狀況。說實話，筆者當時根本不知道《解放日報》還曾出版過臨時刊，回家查找資料也未見有所介紹，于是請她把有關資料整理出來，打算深入挖掘一下。但時隔不久，筆者因病暫時將工作停止了下來。今年3月，張輝再度聯系我，并興奮地告知，在延安博物館的大力支持下，《解放日報臨時刊》已經由陜西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聽到這個消息，筆者興奮不已，為張協和子女們的不懈努力終成正果而感到由衷欽佩，同時也為新聞史學界增加了一份重要的研究資料而慶幸。

那么寶貴的《解放日報》，中央檔案部門為什么沒有保留下來呢？《解放日報臨時刊》是在怎樣的背景下出版的？據張輝轉述，解放戰爭爆發不久，鑒于國民黨軍進攻延安的危險越來越大，1946年11月3日，中共中央下達《關于處理與保存密件的指示》，其中指出除重要而機密的文件指定專人妥善攜帶外，一般事務性文件“應即銷毀”。延安各單位火速集中并銷毀了數十萬件資料文檔，其中包括《解放日報》全套及臨時刊。僅中央秘書處就燒毀文件十幾箱，機要處燒毀的電報達13355件。中共中央從蘇區時期開始對保管收存檔案非常重視，延安僅中央秘書處材料科集中保存的檔案就裝了4窯洞。經過甄別整理，原始的92箱檔案也被精簡到了64箱。11月11日，劉少奇在中央黨校干部大會上作了撤離延安的動員。12月初，中央機關開始大規模疏散，《解放日報》的部分人員、設備也開始撤離。中央印刷廠分別在子長縣魏家岔、馮家岔建立分廠。印刷總廠遷至魏家岔，延安作為分廠仍堅持《解放日報》的印刷，只是將版面和名字更改為豎字刊頭的《解放日報臨時刊》，并于1946年12月5日出版了第一期，1947年2月10日停刊，共發行了61期（內中有一期空號，實際出刊60期）。因為當時正處于離亂之際，《解放日報臨時刊》在讀者群中基本沒有被保存下來。可以說，張協和同志保存下來的原件歷史價值、研究價值極高。（李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