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周有光先生111歲生日。周老的一生堪稱傳奇：他學術跨界，49歲轉行語言學，被譽為“漢語拼音之父”；他家庭美滿，娶了九如巷張家四女兒之一張允和，和沈從文是連襟；他筆耕不輟，106歲還出新書《朝聞道集》，110歲生日時最為系統和完整的口述史著作《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出版，同時他85歲以后專業之外的著作，也結集為《從世界看中國：周有光百年文萃》面世。

在百年人生中，周有光先生經歷過兩次事業轉向，涉足了三個專業領域，成就了其“有光”的一生。他早年主修經濟學，曾任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1955年奉命調入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從事語言文字研究，參與制訂漢語拼音方案；1988年離休后，轉向歷史學和文化學領域，潛心于中國社會文化的探索，成為有影響力的文化學者。

“世界公民”是怎樣練成的

1923年，17歲的周有光考取上海圣約翰大學。圣約翰大學的校園語言是英語。課程用英文課本，由外國老師用英語授課。教師指定的課外讀物，常有《大英百科全書》的條目。圣約翰大學的兩年教育，奠定了周有光世界主義的基礎。盡管因“五卅慘案”的爆發，他轉入光華大學，但其思想底色卻已經牢固形成。在周有光晚年所寫的《圣約翰大學依稀雜憶》一文中，可見他對圣約翰大學的一往情深。

1933年，周有光與張允和結婚并去日本，考入京都帝國大學。次年回國后，一面在光華大學教書，一面在江蘇銀行任職。1946年12月，進入新華銀行工作的周有光受公司委派，去美國紐約工作。因為工作不重，他在紐約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選聽了一些課。此外，他每天晚上到紐約公共圖書館看書、自修、研究問題到晚上十點鐘閉館之后才回家。在美國時，周有光經常在假期中出去旅游，他旅游主要是看美國的經濟建設。此外，他還研究了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以及凱恩斯經濟學。1948年，周有光被新華銀行委派去倫敦聯系業務。周有光和張允和到達英國后又走訪了法國和意大利，見識了當地共產主義政黨的活動。

作為“世界公民”，周有光世界主義思想的形成絕非偶然。這與他思想底色的形成，思想觀念的開放，以及頻繁出國對外部世界全面深入的了解，對世界歷史、文化、宗教的認識、思考與研究及一百年的人生經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漢語拼音之父”

周有光在語言文學領域建樹頗豐，參與制定了《漢語拼音方案》，被稱為"漢語拼音之父"；創辦現代漢字學，提倡研究比較文字學，填補了當時許多空白。在周老看來這也不過是幸運而已，“當時等于很多荒地沒人開墾，只要去就容易有收獲”。

1955年10月15日至23日由教育部和文改會在北京聯合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周有光受邀與會。這個機構，就是現在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的前身。經過副主任胡愈之做工作，周有光同意改行到北京來做語言文字工作。

文改會成立之后，內部設立了第一、第二研究室。第一研究室研究拼音化，第二研究室研究漢字簡化。周有光做第一研究室的主任，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研究制定“漢語拼音方案”（這里指的是1958年2月11日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的《漢語拼音方案》）。要研究“漢語拼音方案”，就要知道世界各國文字的情況。為了給中國文字研究拼音方案做參考，周有光研究世界各國的文字，并在《語文知識》雜志上不斷發表研究各種不同文字類型的文章，后來編成一本小書，叫做《字母的故事》，簡單地介紹字母的歷史。周有光得出結論，還是拉丁字母最好。因為拉丁字母從技術角度來看，優點很多；從社會角度來看，它的社會性、流通性最強最大。

當時，蘇聯在推行否定拉丁字母的“斯拉夫字母化”，周有光等人研究漢語拼音方案時，蘇聯的語言學專家來勸他們不要用拉丁字母。后來，又有蘇聯教育部一個副部長到北京，向陳毅副總理建議采用俄文字母，“中俄聯盟”。陳毅告訴他，中國要跟東南亞聯系，東南亞沒有人認得俄文字母，所以用拉丁字母有推廣、宣傳的作用。

“漢語拼音方案”經過三年的時間，從多方面研究之后才定下來。到了1958年，這個修正草案就在漢語拼音方案委員會里面通過了，后來又成立一個漢語拼音方案審定委員會——這是高一級的委員會，這個審定委員會也通過了。這樣才拿出去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正式公布。從1958年的秋天開始，漢語拼音在小學里開始推廣。

有專家估算過，漢語拼音不僅使漢字有了規范的讀音，還使學齡兒童能夠提前兩年閱讀。曾經有人給中國的第一位拼音方案先驅盧戇章寫過這樣一幅對聯：三十年用盡心機，特為同胞開慧眼；一旦創成字母，愿教吾國進文明。從清末的盧戇章到趙元任、瞿秋白，一代代語言學家試圖敲開漢字的壁壘，開啟民智，引進文明。而到了周有光這一輩的手上，困擾了中國一百多年的用以輔助漢字的拼音方案終于塵埃落定。

從《漢語拼音方案》推廣之日起，爭議與質疑就不曾停歇，有人說：“如果秦始皇采用拼音，中國早分裂成幾十個國家了。”還有人指責方案“毀滅華夏文化”、“數典忘祖”。時至今日，這種觀點依然存在。周先生卻十分理解：“這是傳統文化面對外來挑戰時必然表現出來的自衛本能”。今天，時間最終證明了拼音這座“文化橋梁”的科學性、實用性。不僅中國需要拼音，外國也需要拼音，拼音屬于世界，這架“穿梭機”往來東西，溝通中外。

由于從事《漢語拼音方案》的制定，以及文字改革工作，上世紀80年代，周有光先后去香港講學，去夏威夷參加國際會議，去美國各地旅行和講學，并重訪了紐約。早在這個時候，美國已經有幾十所大學的圖書館通過電腦網絡連接起來，用電腦檢索圖書資料非常方便。這使周有光大開眼界。頻繁而深入的出國和對外交流，使得周有光對外部世界有了更準確的認識。

“上帝糊涂，把我忘掉了”

1989年離休后，周有光大量閱讀、撰寫文化學和歷史學的內容。九十歲到一百歲之間，他出版了文集《百歲新稿》。106歲時又出版《朝聞道集》，收錄平日思考心得。他自嘲是"兩頭真"的學者——年輕的時候一味天真盲從，到了老年又開始探索真理。

周有光晚年文化思想是其一生豐富經歷的智慧結晶，也是他親歷百年中國的歷史產物。他歷經晚清、北洋、國民政府和新中國四個歷史時期，是名副其實的“四朝元老”，風云變幻的百年歷程促使他思考中國追尋現代化過程中的思想與文化問題。在對中國傳統文化及西方文化全面認識的基礎上，在中國百年歷史經驗的促動下，晚年的周有光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思想。

關于當前中國文化的發展，周有光提出了“雙文化論”：“在全球化時代，世界各國都進入國際現代文化和地區傳統文化的雙文化時代。”（《拾貝集》，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1年，第16頁。）與本民族傳統文化相并列的，是“先進國家已經行之有效、權威學者一致公認，正在全世界傳播開來的有利于人類生活的知識和事物，就是全人類‘共創、共有、共享’的國際現代文化。”（《百歲新稿》，三聯書店，2005年，第41頁。）國際現代文化的精髓是科學，既包括自然科學，更包括社會科學。周有光的“雙文化論”認為，地區傳統文化與國際現代文化并不對立，而是并行不悖、彼此交融的。世界各地的傳統文化相互傳播與交流，其中有價值的成分融入并構成了國際現代文化，如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便是對國際現代文化的歷史貢獻。地區傳統文化豐富了國際現代文化，國際現代文化提高了地區傳統文化。

周有光先生是一個老盟員。民盟中央領導拜訪周老時，他興致勃勃地談起了上個世紀30年代參加民主活動的情形和加入民盟的往事，對人物、時間等細節的記憶十分真切。周老還是群言雜志社的老作者，自創刊來，他堅持為《群言》寫文章。“《群言》雜志是胡愈之先生創辦的，創辦時找了20個人寫文章，現在19個人都去世了，只剩我一個了，”他笑著說，“上帝糊涂，把我忘掉了”。

在觀察中國近年來的思想文化現狀時，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劉志琴發現，中國的學界出現了一個“新”現象：一批老知識分子，而不是年輕一輩的知識分子撐起了新啟蒙的旗幟，周有光就是其中的一位。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說，周有光先生是高壽作者之最，他不僅是出版界的奇跡，更是中國知識界的奇跡和驕傲。古人說，仁者壽，智者樂。周有光先生是一位仁者，也是一位智者，他是知識界的一個榜樣，也是健康幸福生活的楷模。

今天是周老的111歲生日，讓我們送上最真摯的祝福。祝周老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文字根據相關報道綜合整理。圖為2005年7月，周老在《群言》雜志創刊20周年座談會上發言。攝影：張雨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