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梁啟超主編《新民叢報》和《新小說》，已在國人面前盡顯其“輿論驕子”的風姿。他為自己開辟了一個“新民時代”，時當而立之年。很多知識青年都把他奉為導師而敬仰和崇拜，胡適便是其中最為典型的一位。

覺到他的“魔力”

1904年春，只有14歲的胡適告別母親，由三哥帶著，走出徽州山村，來到上海梅溪學堂讀書。一次，先生所出的八股文題，難倒了胡適，文章的題目有“日本”二字。“日本”是在天南還是海北，著實懵住了他，他只得向二哥求救，二哥給他找來許多參考書，其中便有《新民叢報》。《新民叢報》中很多聞所未聞的信息，頓時吸引和滿足了他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他開始知道中國有個梁啟超。

少年胡適受《新民叢報》的思想啟蒙，眼界開闊、思想活躍，再也不是那種只知子曰詩云的讀書娃，開始激發出投入現實生活的參與感和感知外部世界的新鮮感，并自命為“新人物”。第二年，他由梅溪學堂轉入澄衷學堂，在這里更是與《新民叢報》須臾不離。讀過梁啟超的文章后，他才知道世界上還有許多像孔子、孟子一樣的大思想家、大學問家，如培根、笛卡爾、霍布士、斯賓諾莎、孟德斯鳩、盧梭、康德、達爾文等。

“這一點野心”

梁啟超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是胡適最愛讀的學術著作，遺憾的是，這篇文章僅做了幾章便輟筆了。盡管梁啟超后來又作了續文，但是，胡適讀后還是發現，“這一部學術史中間缺了三個最要緊的部分”。為續讀這缺失的三個部分，胡適耐著性子等待，竟然“眼巴巴的望了幾年”。

在失望之中，胡適暗暗許下心愿：“我將來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補作這幾章缺了的中國學術思想史，豈不是很光榮的事業？”于是，他開始作著充分的準備，“留心讀周秦諸子的書，他對中國哲學史研究和撰述的興趣，便是此時確立的，用胡適的話說：“這一點野心就是我后來做《中國哲學史》的種子。”

1917年8月，胡適應蔡元培的聘請，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回國，任北京大學哲學教授，教授“中國哲學史”和“英國文學”，教授“中國哲學史”是他的強項，因為，他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所作的博士論文，便是《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現在的講學便是這篇論文的翻版和補充。

胡適還在講學的基礎上完成《中國哲學史大綱》。1919年2月，這部《中國哲學史大綱》經蔡元培作序，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中國哲學史大綱》出版后，立即在學術界引起反響，竟在兩個月內再版，胡適因此而在中國學術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初見梁任公

1920年3月21日晚，梁啟超好友林長民在家招待梁啟超和胡適，這是他們的第一次見面，胡適日記僅寥寥數字：“宗孟（即林長民，作者注）宅飯”，“初見梁任公（即梁啟超，作者注），談。”雖然，這是他們第一次面對面的交談，然而，他們卻早已是“心有靈犀一點通”了。兩年前，胡適撰《墨家哲學》時所表露的創作思路，便得到梁啟超的嘉許。胡適知道梁啟超對中國哲學頗有造詣，早有拜訪求教之意。1918年11月20日，胡適在來天津南開大學講學前，給梁啟超去信說：“適近作《墨辯新詁》，尚未脫稿，極思一見先生所集材料；唯彼時適先生有吐血之恙，故未敢通書左右。近聞貴恙已愈，又時于《國民公報》中奉讀大著，知先生近來又復理文字舊業。適后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將來天津南開學校演說，擬留津一日，甚思之懷，一以便面承先生關于墨家之教誨；倘蒙賜觀所集‘墨學’材料，尤所感謝，適亦知先生近為歐戰和議問題操心，或未必有余暇接見生客，故乞振飛先生為之介紹，擬于廿三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時趨訪先生，作二十分鐘之談話，不知先生能許之否？適到津后，當再以電話達尊宅，取進止。”

此時，梁啟超正全身心地投入游訪歐洲，為在巴黎和會呼吁中國的獨立和主權的準備工作之中，不久，便動身離津出國，他們當然沒有時間相會。然而，對于《中國哲學史大綱》，梁啟超在其《清代學術史概論》中，還是予以肯定的贊許：胡適“用清儒方法治學，有正統派遺風”。

梁啟超結束歐洲游訪回國后，很快便與胡適相見，可見其心目中，胡適占有著多么重要的位置。自此，他們有了直接學術交流的機會。他讀完胡適的《墨辯新詁》手稿，便去信鼓勵，希望能早日整理出版。同時，還將自己的《墨經校釋》一書，交與胡適校閱，并請其作序。讀過胡適的序文后，梁啟超既對其治學方法予以辯正，又認真誠懇地采納他的一些意見，這點令胡適尤為敬佩，稱贊道：“這是先生很誠懇的學者態度。”

在此之前，他還讀過梁啟超的《清代學術史概論》稿，寫出心得和意見交與梁啟超。梁啟超在正式發表時，其中修改和補充的內容，都是胡適的心得和意見。胡適認為這本書盡管“亦有短處”，但是，在總體上還是一本“聰明的著述”。

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示

他們之間的來往逐漸多了起來，可是，1922年3月5日，梁啟超在北大哲學社的一次講演，卻使胡適始終不能釋懷。這天，北大三院大禮堂內座無虛席，濟濟一堂。梁啟超要來北大講演，主題是：《評胡適的〈哲學大綱〉》，如此指名道姓、大庭廣眾的評點是非，且是在胡適任教的北大進行，看來也只有心直口快、全無世故的梁啟超做得出來。胡適當然心中不快，說：“這是他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示，本可以不去睬他。”

梁啟超的講演分兩天，每天2小時左右。胡適本不愿參加，卻經不住好友張競生的勸說，于第二天前去旁聽。這是場饒有興味的講演會，梁啟超的批評言簡意賅、順理成章，那帶有濃郁粵腔的京語抑揚頓挫、余音繞梁，令聽者無不聚精會神、沁入心脾，覺得梁啟超說得很有道理。

第二天，胡適當場答辯，短短的45分鐘內，他恰如其分地評說梁啟超的批評，指出：“中國哲學史正在草創時期，觀點不嫌多”。所以，梁的觀點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同時，又對梁啟超的一些觀點，予以不矜不伐、不蔓不枝的批評。于是，聽者又完完全全地為胡適的言說所打動。這場演說會，當時在北大傳為美談，聽者無不“如醉如狂”。胡適后來在日記上記有此事時，也說：“在大眾的心里，竟是一出合串好戲了。”

“我趕來遲了八小時”

1926年以來，梁啟超的身體每況愈下。這期間，他很想與胡適晤談，而胡適也更加喜愛他那“最和藹可愛，全無城府，一團孩子氣”的個性。可是，為商談庚子賠款的事情，胡適作為“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中方委員，一直在歐洲、美國和日本游歷。他是個大忙人，回國后又為重整新月社和中國公學的事而奔波。當他諸事料理完畢，要去看望梁啟超時，方知梁啟超已是臥床不起、氣息奄奄了。

1929年1月19日晚9時許，胡適剛剛回到北京，便向好友任叔永詢問梁啟超的病情，任叔永沉痛地說：“你也許見得著他。”其實，梁啟超已于當日下午2時15分去世。第二天，他們看報才知梁啟超已成故人了，于是，胡適和任叔永、陳寅恪、周寄梅等立即往廣慧寺為梁啟超送行。胡適在向梁啟超的遺體告別時，心情尤為悲愴，他深為未能與梁啟超的最后晤談而負疚，回首往事，不覺潸然淚下，竟自言自語道：“我趕來遲了八小時！”在梁啟超的安葬儀式上，胡適所作的挽聯為：“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許，中國新民。”

多少天來，胡適一直思考一個問題，梁啟超為什么“影響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呢？他認為，這是因為梁啟超“才高而不得有系統的訓練，好學而不得良師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他評價說，縱觀梁啟超的一生，“《新民說》可以算是他一生的最大貢獻。”可是到了晚年，梁啟超竟走上衛道的歧途，甚至鼓吹“大乘佛教為人類最高的宗教；產生大乘佛教的文化為世界最高的文化”的謬論。他為其誤入人生的退境而扼腕嘆息，胡適說，梁啟超如無此退境，其一生便更為完美，那么，他所撰寫的挽聯則應為：“中國新民，生平宏愿，神州革命，文字奇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