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女主播

網絡主播正在拍攝宣傳照。 本文圖片 澎湃新聞記者 高征 圖

網絡主播正在拍攝宣傳照。

“網絡直播平臺亂象源于監管體系混亂和紅線標準不明晰。”1月18日，有著十多年網絡視頻行業管理經驗的香蕉影視CEO王玨直接揭示色情暴力直播頻發原因。

直播性行為，直播駕豪車撞傷人，直播中出現群毆……網絡直播平臺亂象近日引發社會高度關注。一個麥克風、一個攝像頭成了虛擬世界里的掘金工具。直播平臺的背后藏匿了什么?網絡色情暴力問題該如何解決?

目前，管理網絡的部門主要有通信管理、互聯網新聞宣傳管理、公安等，文化、廣播電影電視管理、新聞出版等部門也有一定監管權。律師顧子乾建議，這些部門需厘清監管職責，讓監管更加有效。

不止一位法律人士還告訴澎湃新聞，建立分級制度可以作為解決方法之一。

上海市人大代表金可可表示，完善互聯網的立法，要及時具體化、細化，可以操作。另外，有關互聯網管理部門也應該更有責任心，對出現的問題要及時發現，及時處理。

女主播多吸引三線城市用戶

此次涉事的斗魚TV是一家以游戲為主的直播平臺，同類的還有戰旗、熊貓TV、虎牙等。

艾瑞咨詢《2015年中國游戲直播市場研究報告》總結了游戲直播平臺的四大盈利來源：簽約費及工資、自營業務收入、廣告、虛擬道具分成。

近兩年，消費能力強的工作已婚男性成了游戲直播核心人群。根據艾瑞咨詢2014年統計數據顯示，已婚有子女男士占到消費人群的49.3%。用戶年齡以25-30歲為主。性別差異懸殊，男女比例達到4:1。

虎嗅網編輯馬偉民長期關注直播平臺行業。他稱，“YY直播、9158視頻等主攻秀場類。斗魚、戰旗等也在做。”他口中的“秀場”即娛樂類直播，一群有顏值、身材不錯的女主播唱歌、跳舞，或者與粉絲聊天互動。

“主播可以靠唱歌、撒嬌吸引大量觀眾。”馬偉民舉例說，“有女主播同時結交兩個土豪，讓他們爭風吃醋，兩個土豪一晚上在平臺上砸下100萬元也是有的。”

曾在熊貓TV擔任娛樂類女主播的SG Anna介紹，“會有特別大方的粉絲給我送禮物，一般五六千元的錢包、首飾，貴的有2萬多元的項鏈。”

據報道，在戰旗TV上平均每天約有600萬人在11.2萬個直播間里逗留，其中20%~30%的用戶會真金白銀地為主播“刷禮物”。在戰旗TV的8593萬注冊用戶中，三線城市的用戶占比高達44.86%。

“如今三線城市中的小老板群體收入不少，但精神生活很空虛，平時除了逛KTV等娛樂場所外，就沒別的愛好了，便開始把目光投向網上。”馬偉民分析，“如果脫光了又太赤裸，秀場的精髓就在于介于兩者間的曖昧。粉絲掏錢之后會有人喝彩，女主播也會給與回饋，能產生一種滿足感。”

主播收入的55%被平臺和經紀人抽走

經紀人在網絡直播產業利益鏈中占據重要一環。

重慶一所大學的大四男生齊心(化名)在優酷來瘋上兼職主播。他介紹，進入這個行業需要通過“家族長”，“錄一段才藝視頻給‘家族長’看，他會幫你推薦給直播平臺。”這其中的“家族長”是指經紀公司，以工作室的形式招攬生意。

齊心說，“‘家族長’看上去和我年紀差不多大，幾乎每次都會觀看我的直播視頻，結束后會給我提意見，幫我改進。”

馬偉民稱，YY等平臺已被“家族長”壟斷。他們招募、包裝女主播，甚至培訓她們如何撒嬌，推上平臺，“主播的群體魚龍混雜，有大學生、白領、職業游戲玩手等，進入門檻幾乎為零。”有的“家族長”也包吃包住，將租來的大房間隔成無數小間，每間都設置一個麥克風、一個攝像頭，主播便可在屋內工作居住。

足不出戶就可以掙錢，網絡主播吸引了不少年輕男女的視線。打開招聘網站，可發現對網絡主播無工作年限、學歷等要求，看顏是第一位。月薪多集中于4000-15000元。

“個別主播一個月收入最高可達幾十萬元，但內部差異非常大。普通情況下主播的工資并不高，在幾千到1萬元，全職人員會有三四千元底薪。”馬偉民說。

SG Anna一共做了15天主播，最終拿到平臺發放的4000元薪水。

“我認識一個游戲主播，從晚上6點直播到早上6點，一個月有五六萬元收入。”直播平臺用戶張先生表示。

主播齊心的合約顯示，通過收禮物獲得的收入，平臺抽取40%，“家族長”獲得15%，余下的歸自己。

“現在這個圈子幾個大腕已經把蛋糕分得差不多了，所以有些默默無聞的新人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價。”用戶張先生并不認為主播很好當。

常打淫穢色情“擦邊球”

目前，幾大直播平臺也承受著“成本之痛”：高昂的寬帶費、天價主播簽約費及電競賽事和游戲版權費。

《21世紀經濟報道》曾報道，龍珠直播斥資2000萬元簽約主播MISS(韓懿瑩)。熊貓TV年前簽約韓國女主播尹素婉，第一次國內直播就創下了同時在線70萬人的盛況。

馬偉民直指，“如今，幾大平臺仍處于‘燒錢’搶占市場階段。不過現在不賺錢不代表以后不賺錢，但移動互聯網的本質就是流量，只要能夠聚攏起人氣，變現的模式就有很多。”

當下，幾大平臺背后各有“金主”撐腰：熊貓TV有王思聰，虎牙背后是YY，斗魚的幕后有騰訊，戰旗則有浙報傳媒護航。“這個領域必須有錢才搞得起來。”他強調。

用錢砸出來的平臺、可以抽成的“家族長”、一嘗明星夢的主播……三方統一向“錢”看齊，情色與暴力成了灰色驅動力。

2015年12月31日凌晨，一名斗魚TV主播駕豪車直播，結果撞上出租車，傷及2人。

2015年11月，斗魚TV一主播攜無人機進入校園，直播偷拍女生宿舍。

2014年10月18日夜間，斗魚TV某號稱60萬粉絲的女主播因玩家刷屏辱罵她，并將她與另一名女主播比較，怒不可遏，在直播中割腕，房間人氣頓時攀升至45萬。

另外，戰旗TV某男主播曾直播生吃動物：毛毛蟲、娃娃魚、老鼠、蜘蛛都上了他的餐桌。

更普遍的是，直播室中的女主播在視頻中“不小心”露點、故意穿著暴露，或者中途換衣、洗澡，一次次打著“擦邊球”。甚至有用戶爆料直播房間內討論嫖娼行情，游戲直播時爆粗口也仿佛稀松平常。

除這些之外，直播平臺還熱衷搞些“小動作”。

馬偉民透露，“所有的直播平臺都在刷粉絲數據，比如播放量僅1萬，硬被說成10萬。對于靠收禮物營收的主播，有平臺假冒金主和用戶真土豪‘對掐’，你砸1萬元，我就砸1.5萬元，來激對方出更高的價碼。”

但平臺也有“受傷”的時候。

馬偉民稱，有主播干脆在自己的直播間內打上支付寶賬戶，跳過平臺抽成，私吞收入。如果主播的名氣夠大，平臺對于這樣的違規非常頭疼，想封殺卻不敢封殺，因為仍需要靠他聚攏人氣。

此外，不少平臺高價挖來的主播，卻因更大的誘惑另謀高就在圈內也早不新鮮。

直播難進行追溯和復查

如何杜絕涉黃涉暴力的直播視頻?業內人士表示很難從源頭杜絕。

馬偉民稱，類似斗魚、熊貓、虎牙這些直播平臺都會設立一個審核小組，主要針對直播房間進行監察，看有沒有一些疑似出位的舉動，目前平臺會從兩方面監測。

一個是關鍵詞，也就是房間名稱中帶有一些敏感詞語，比如脫衣、做愛等。一般來說，違規的詞語系統會自動封殺，但如果是打情色“擦邊球”，審核人員會重點監控。對于粗話臟話，平臺無法有效控制。

另外，審核人員根據房間的PCU(在線觀看人數)判斷。一般來說，直播情色內容的房間會在短時間內涌入大量用戶，導致PCU值劇增，審核人員對于這些流量可疑的房間會重點排查，如果發現違規，會立即封殺。

一家網絡直播平臺的負責人林女士補充說，還可運用捕捉畫面的技術手段監控。涉黃畫面在后臺數據可以設置，捕捉到了就會從云端把視頻掐掉。

女主播SG Anna曾經因為上節目時大尺度露乳溝，被熊貓TV管理監控人員封殺，不過3天后就解禁了。“微露乳溝就不會被管控。”她目前已能把握分寸。

斗魚TV一主播直播性行為的第二天，斗魚TV就在首頁貼出了《網絡直播自律公約》，要求不能以任何形式播放和宣傳帶有色情、暴力血腥、消極反動以及有擦邊球嫌疑的節目。

但平臺監管漏洞仍存在。

中國互聯網協會研究中心秘書長胡鋼稱，網絡直播平臺的盈利模式可能會讓平臺運營疏于監管。另外，網絡直播形式的特殊性讓不少網絡主播存在僥幸心理，鋌而走險尋求刺激。

“事實上，一個直播平臺峰值時幾千個房間同時在線直播，幾個人的團隊如何管得過來?由于直播的性質(并非錄播)，較難進行追溯和復查。”馬偉民補充。

網絡法規需進一步細化

國家網信辦發言人曾表示，任何在網上傳播淫穢色情信息的網站、提供淫穢色情信息服務者，都要為此承擔法律責任。

根據《互聯網信息管理辦法》規定：若涉事主播為平臺簽約，其行為則應屬職務行為，直播平臺應該承擔管理責任。若主播僅為注冊會員，在平臺不知情前提下直播不雅視頻，其個人將承擔法律責任，但若平臺知曉卻放任不管，平臺也應負管理責任。

上海凱曼律師事務所律師白耀華日前表示，對于斗魚直播性愛事件，法律在某些細節的認定上可能會有不到位的地方，但是對于傳播淫穢信息的行為已不存在立法空白，“不雅的畫面是否達到淫穢物品標準，需公訴機關來界定。如果達到的話，傳播淫穢物品情節嚴重的話，涉嫌構成犯罪。”

“對于不雅或淫穢視頻，目前面臨一種尷尬，當事人已經把一些不雅視頻刪除了，但視頻流傳到了其他環節，別人在傳播，這時候已經超出當事人的控制了。”白耀華稱。

他認為，未來這方面的法律還需要進一步明確細節，比如在微信中，轉發淫穢視頻，如何界定次數?以微信中的人數來定?還是以大家轉發的次數來定?或是以把這些作品往外發的次數來定?這些問題都值得進一步探討，進而可以更方便量刑。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陳建云認為，“除了相關網絡直播平臺強化技術監管，從源頭杜絕問題視頻，另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就是網民用戶要提高自律性，不要轉載傳播。若是遇到這一類視頻，網民應該第一時間舉報，發揮社會的力量。對于那些為了經濟利益而傳播淫穢暴力視頻者，應該加大處罰力度。”

胡鋼表示，網絡直播確實是一個比較新的問題，游走在道德和非道德、合法與違法邊緣。應該適度規管，既保證傳播主流，弘揚正能量的內容，又保證相關個人能享有憲法所規定的言論自由，做到公共安全和個人自由的適度平衡。

直播平臺和監管部門都要負起責

“網絡直播平臺亂象源于監管體系混亂和紅線標準不明晰。”1月19日，有著十多年網絡視頻行業管理經驗的香蕉影視CEO王玨揭示色情暴力直播頻發原因。

王玨曾是電競行業PLU創始人、Neo TV副總裁。他承認，直播平臺如今對于涉黃涉暴力內容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因為對主播管得太嚴就會流失觀眾，但這非長久之計。

此外，不止一位法律人士昨日表示，建立分級制度可以作為解決方法之一。

劍湖律師事務所律師顧子乾強調，面對亂象，直播平臺首先得從自律做起。顧子乾認為，一方面，應強化監管部門對網絡直播平臺及類似的自媒體直播的約束，網站對于主播的提成等等必須在審查內容不違規后支付。

另一方面，推行網絡直播平臺、投資人、經營團隊核心成員、網絡主播四方面主體的網絡文明信用制度，對“打擦邊球”次數或社會影響程度超過一定數量的個案，要同時將上述四方面主體拉入黑名單，給予同樣的“禁賽期”;而對于嚴重挑戰監管規定、法律要求，并引發極其惡劣社會影響的個人，應當對上述四方面主體均給予“終身禁賽”處罰——企業吊銷執照;相關人員則終身禁入網絡傳播、新聞傳播、出版、廣電等相關行業;對于涉及色情暴力的主播應當禁止其再進入該行業。

就政府層面，多部門如何配合監管到位也值得關注。

顧子乾介紹：“現在管理網絡的主要是通信管理部門、互聯網新聞宣傳管理部門和公安部門，以及文化部門、廣播電影電視管理部門和新聞出版部門。”

他建議：“未來，負責網絡犯罪的還必須是公安部門，建議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設立專門的監督單元，然后進行有效對接，簽訂信息開放協議，減少地方部門與網絡平臺的‘隔空喊話’。這次就出現江蘇網警微博喊話斗魚直播，事實上斗魚是注冊地在武漢的公司，所以公安部內部可以設立大區的網絡監管部門，如果發現違規現象，可以第一時間追究到平臺的責任。”

立法對“色情”定義較難

除了通過各方監管防控色情暴力等內容，網絡分級制或許是一帖解藥。王玨認為，“網絡支付已如此發達，分級制度執行起來應該不存在技術瓶頸，比如網絡實名制。”

不過，上海市人大代表金可可對此持謹慎態度，“應該在進行嚴格限制的前提下，再進行局部的實名制和與之伴隨的分級制。”金可可表示，局部的實名制例如上視頻網站觀看類似女主播等內容的實名制是很有必要的，“這是互聯網經營者的義務。”

顧子乾補充說：“除了分級制度，還可實行‘黑名單’制度，通過設置，實現限制訪問帶有違法信息內容的網站。”金可可建議，完善互聯網立法的同時，有關互聯網管理部門也應該更有責任心，對出現的問題要及時發現，及時處理。

也有網友疑惑法律法規對于色情的定義是不是不夠具體，導致網絡直播頻打“擦邊球”?顧子乾稱，認定網絡色情傳播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或治安管理處罰條例涉及到傳播內容是否具有誨淫性，但無法像毒品一樣客觀量化，這涉及個人的主觀感受，不同的成長環境、年齡段和知識背景都會導致差異，因此難有相應的鑒定程序。

華東政法大學教授沈亮解釋，“色情”本就是個模糊概念，下定義是很難的事，立法者、司法者還有漫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