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曝光的多起未成年人惡性犯罪事件令人震驚，昨天就有媒體報道了一起14歲初中生入室搶劫、強奸并殺害一位女大學生的案件。本月還有一件發生在廣州番禺19歲男子涉奸殺11歲女童，他未成年時就曾掐死男童。為什么寬大與仁慈卻無法換來懺悔，無法促使未成年人走上正道？我們是否要重新審視目前的未成年人刑罰政策？

我國的刑事政策是對未成年罪犯寬大處理，小于14歲的更是免除刑事責任。

近年來，未成年人犯罪成為了中國嚴重的社會問題，一些趨勢令人倍感憂慮。例如未成年人犯罪呈現低齡化趨勢，根據中國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會的一項抽樣調查，14-17歲的未成年人罪犯中，2010年14歲罪犯只占14%，但三年后就激增了一倍。更值得擔憂的是，犯罪的低齡化還疊加了惡性化，未成年人犯故意殺人罪中，80%以上罪犯都集中在14和15歲。更值得擔憂的是，犯罪的低齡化還疊加了惡性化，未成年人犯故意殺人罪中，80%以上罪犯都集中在14和15歲。

當前的未成年人刑罰政策中存在一個難以破解的根本悖論。針對未成年人犯罪的懷柔政策，基本觀念是認為未成年人的認識能力和控制能力有局限，因此對自身行為所承擔的責任也應該相應減輕。這個基本觀念具有合理的人性基礎。但是這個觀念也有可能造成一些未成年人放任自己的犯罪行為。現實中，一些未成年人正是“認識”到了這個寬容政策，才走向了極端犯罪行為。“認識”到自己“認識”能力的局限可以使自己脫罪或是減輕罪責，因此而放縱自己，這個詭異的悖論成了未成年犯罪低齡化疊加惡性化趨勢的根源。

目前中國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罰政策以年齡為嚴格的界限，低于14周歲的一律免責；14-16周歲的，除特定惡性犯罪以外免責；18周歲以下的從輕或減輕刑罰。這種模式體現了對未成年人罪犯的仁慈，認為他們的主觀惡性比較低，不應該承受刑罰或是同等刑罰。這是刑法在懲罰功能上所體現出來的人道主義。但是刑罰的功能是多元的，除了懲罰罪犯的主觀惡性以外，還包括威懾潛在的罪犯，對避免社會發生類似案件起到預防和教育作用。這種以年齡為嚴格標準一刀切的未成年人刑罰模式，一定程度上堵塞了刑法在治理未成年人犯罪問題時，發揮威懾和預防教育功能的制度空間。

近年極端惡性未成年人犯罪事件頻發的現實足以顯示，針對未成年人群體，刑法也有必要發揮威懾和教育功能。這并不是要降低未成年人犯罪免責的年齡，而是要打破嚴格以年齡為免責和輕責界限的刑罰政策，例如允許對一些極端惡性案件的未成年人罪犯處以刑罰或是同等程度刑罰。這種“靈活”的刑罰政策，有助于改變類似“未成年人殺人不負責”的錯誤認識。這種效果正是由刑罰的威懾和教育功能來實現。

這并不是倒退回不人道的重刑主義，而是對刑罰多種功能的合理權衡。嚴懲不是目的，目的在于預防和威懾，在于打破一些未成年人的“認識悖論”。

□葉竹盛（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