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的本質是要讓供給和需求相匹配，在結構調整中提升經濟增長的速度與質量，改善人民的福利。我認為，當前的供給與需求不匹配在很大程度上是個“空間不匹配”問題，供給側改革需要加強供求的“空間匹配”。

中國當前正出現一系列供給與需求在空間上不匹配的現象。一方面，在人口流入地，人口的快速增長帶來了大量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需求，而相應的供給卻相對不足。特別是在特大城市，現有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供給往往是根據10多年前對現在的“人口規劃”來投資的，而實際上的人口增長遠遠超過了多年前的預測。人口流動的主要動因是就業與收入，體現了人民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面對由人口流動帶來的需求，亟須加大對于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投資。

另一方面，在人口流出地，大量的基礎設施投資、新城和工業園建設已經出現過剩，房地產的庫存嚴重，人口流出的農村地區有大量住房閑置。同樣道理，人口流動是出于對就業和收入的追求，一個地方如果沒有足夠的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發展空間，盲目加大投資或者是大量建設住房的結果就是，新增的投資回報低下，不能為相關的地方政府負債提供足夠現金流。

針對上述現象，當前的供給側改革應該加強供給和需求的“空間匹配”，尤其是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供給和需求的“空間匹配”。具體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第一，加大對于人口流入地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投資，對應于跨地區遷移人口的公共服務（尤其是教育）應加強中央政府的投資。一個地方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投資應適應于人口增長趨勢，對于人口流入地出現的“城市病”應主要通過供給側增加投入來進行治理。在基礎設施方面，特別要加大對于大城市地鐵項目和都市圈內部城際鐵路的投資。在公共服務方面，尤其要加大對于人口流入地的教育和醫療設施投入，并實現常住人口的公共服務均等化。

第二，建設用地使用權的空間配置要與人口流動方向相一致。近十余年以來，我國建設用地的空間配置嚴重落后于人口流動的趨勢，如果這一問題不得以改變，未來，在人口流入地將持續存在高地價房價的現象。而在人口流出地，工業園、新城閑置的現象也將長期存在。為此，應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允許土地利用效率高的地區以有償的方式向土地利用效率低的地區轉入建設用地指標。對于舉家遷移進城的農民，應允許其在自愿且得到合理補償的前提下跨地區轉讓其宅基地對應的建設用地指標，相應地將其空置的宅基地復耕為農業用地。

第三，對于人口流出地政府的考核要更注重人均指標，而非總量指標。經濟發展和人民福祉的提高主要體現為人均GDP和人均收入，而不是GDP和收入的總量指標。因此，如果對于人口流出地采取GDP總量增長的考核指標，地方政府就會出于追求總量經濟增長的目標而盲目加大投資，甚至不惜負債發展，同時，設法阻礙人口的流出。因此，對于地方政府的考核必須分類，對于人口流出地要更加注重人均的經濟指標和非經濟指標。此外，配合人口流出地的考核指標變化，財稅體制要有相應的調整。要削減基于生產的稅率（如增值稅），提高消費稅和所得稅在地方財政收入中的比重，增強人口流入地接納外來人口市民化的激勵。

第四，對于人口流出地的過剩投資，包括新城、工業園和基礎設施投資要進行清理。對于這些項目對應的地方政府債務應該予以適當的核銷，并對相應地方政府未來的負債進行更為嚴格的限制。各地政府都應加強對于本地發展經濟的地理條件和比較優勢的研究，對于部分零散分布且位置偏遠的工業園，要認識到其缺乏項目投資的趨勢并不是短期現象，如果繼續投入，超標建設基礎設施和新城只會帶來日益嚴重的投資回報低和負債嚴重的問題。中央對于人口流出地的財政轉移支付應更多地投入到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以及與當地比較優勢產業相吻合的基礎設施中去。

（本文來源于2016年1月15日出版的《聯合時報》，作者系上海民建會員、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