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網評論員：今天（2月1日）有媒體以“深圳回應‘14歲初中生列席市政協會議’”為題，報道了1月29日一個14歲初二學生列席深圳市政協六屆二次會議的事。所謂“回應”一說，大概是指報道所說“深圳團市委一位工作人員”的答記者問：“對于有人認為柳博的年齡較小，不適合列席，該工作人員稱：‘沒有人是生來就會的，總要有個途徑慢慢去接觸和了解，他和他所代表的群體，都有權利知道會上說了什么。’”

初中生列席政協會議為何需要“回應”？那當然是初中生列席政協會議這件事引起了“反應”。有“反應”方有“回應”，有“回應”也才能平靜“反應”。只不過，把“深圳團市委一位工作人員”“回應”所說的話放在任何人身上都是普適的。不是么？按照憲法和法律，社會上哪個群體沒有權利“知道會上說了什么”？哪個人“是生來就會”旁聽會議、參政議政？哪個人不都要“有個途徑慢慢去接觸和了解”其想了解的事情和事務？

而至于某個人、某個群體的代表適合不適合列席和旁聽政協會議，則應以政協會議的相關規定為準據。2005年通過的《全國政協全體會議工作規則》規定，允許政協全體會議邀請有關人士列席和旁聽，旁聽要跟全國政協秘書處申請。依此規則，地方政協會議也可以循規而行。因此，從規則上講，深圳政協會議邀請的“有關人士”中包括初中生，也并不與上述規則相沖突。

但是，邀請初中生旁聽政協會議引發社會“反應”，說明公眾對政協會議的期待，還不是其在邀請列席和旁聽代表時不與規則沖突那么簡單。這種對列席和旁聽代表人選的“反應”、且即使是負面的反應，也絕非可以等同其否定列席和旁聽代表所在群體，同時也絕非意味著其否定該群體應有的權利。這些所謂“反應”，與其說是對少年代表列席和旁聽政協會議的關切，還不如說是對自身權利與利益關切的一種表達。

按照現行法律，14歲少年尚不具備完全行為能力，其政治權利也不完整，如這個年齡的少年還不具備參與相應政治活動所要求的法定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更重要的還在于，14歲的少年當然可以“有個途徑慢慢去接觸和了解”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并且“他和他所代表的群體，都有權利知道會上說了什么”，但是，由于政協會議的列席和旁聽人數是有限制的，機會是稀缺的，因此，確定列席和旁聽會議的人選，當然就有選擇性。是選擇有完全行為能力、具有完全政治權利的人，還是選擇沒有完全行為能力、不具備完全政治權利的人，這不僅是選擇列席和旁聽人選的思路問題，更是對政協會議的政治和社會功能的預期問題。

在現行國家制度設計中，政協會議是國家政治的一個重要工具。既為工具，就要具備相應的功能，就要發揮相應的作用，就要產生相應的效果。但是，在現實中，政協會議的政治功能常常被弱化。現成的機制、體制和制度放置不用、或沒有充分利用，是許多事情不得不以非程序性方法解決的原因之一。正因如此，公眾對14歲初中少年列席和旁聽政協會議的“反應”，實際上也反映了公眾對自身權利以及保障和實現這些權利的政治制度的關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