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王紅軍父子搬進了韓家莊子村的棚房。初到時，地上堆著磚頭和動物糞便。本報記者 盧義杰/攝

二審法院撤銷了一審判決，王紅軍家差點拿到的136萬元補償補助再次泡湯。

回到新疆霍城縣韓家莊子的家中，他點上一根煙，一言不發。

兒子正趴在床上。掀開舊被子，尿味撲鼻而來，這個12歲少年臀部凹陷著4個爛坑，王紅軍比了比，最寬處能放進食指前兩截。他搖了搖兒子的腳腕，一下，兩下，還是動不了，只掉下幾片腳丫的皮屑。

“2012年打完疫苗就高位截癱了。”王紅軍輕輕合上被子，“3年多了，他沒有站起來”。

事發當年，中國疫苗預防接種達10億劑次，中國疾控中心官員曾稱，其中疫苗不良反應的概率是百萬分之一到二。在日本，這種低概率、高痛苦的事，被比作“惡魔抽簽”。

補償補助成為“中簽”家庭的唯一希望。二審法院撤銷補償補助，認為此事曾由縣衛生局處理，所以“不屬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圍”，縣衛生局則建議王紅軍回法院申訴。

沒有機構愿意認錯。王紅軍像上了發條，每天重復著換洗尿布、要補償，“一天一天這樣過，一年一年這樣過”。

2016年春節已過，他還沒去成智利，家倒是被迫挪到了另一個村子

王紅軍的心事全藏在抽屜里。當地幾乎夜不閉戶，但這個堆滿病歷、鑒定書、接種本和法律文書的抽屜，是家里唯一上鎖的地方。

2015年10月，王紅軍從40公里外的老家莫乎爾牧場搬到這里。韓家莊子村地處中國西部邊境，北京時間上午10點多天才剛剛亮。

在老家，他有4間房、17畝葡萄地，年景最好的時候，凈收入就有七八萬元，“我和別人開玩笑，說我拿的是年薪”。

葡萄像王紅軍的人生晴雨表。剛開始種葡萄的時候，他結婚了，2004年除夕兒子出生。全家圍在一起，都說這是“雙喜臨門”“全國都在慶祝”。“喆，兩個吉，圖個吉利。”他給兒子起名“小喆”。

葡萄大賣的2008年，王紅軍入手了一臺聯想電腦。他幻想，再過幾年，自己就可以買車。一個福建商人還力邀他去智利，做海外葡萄生意。

轉眼，2016年春節都過了，他沒去成智利，倒是挪了個村子；他沒買成車，出遠門常要借一輛車齡10年以上的“大眾”；他甚至不再種葡萄了，因為葡萄賣價從每公斤五六元一路跌到兩三元，至今化肥錢還欠著。

2015年夏天，他與3個朋友改行養鴿子，地點在韓家莊子村兩排廢棄的棚房。

“現在鴿子才600只，一只能賣20多元。”他算了算，馬上改口“還不能賣”，應該等規模再大一些，“今年是沒法賺錢了”。

鴿子600多只，棚房合起來卻有將近1000平方米，“空曠”得嚇人。棚房以前是用來養牛的，鎮上愿意免費借他們先用，鴿舍才選到了這里。

王紅軍父子住在鴿舍隔壁，盡管不知那間房是何來歷。第一次到門前，防盜門貓眼用紗布堵著，門與墻兩三厘米的縫隙塞進了黃乎乎的膠。一推門，幾條蜘蛛絲粘在天花板上，地板堆著磚塊、動物糞便，糞便都已經干了。

花了兩天，他收拾出這30平方米的空間，搬進6件家具，稀稀落落地擺著。

原來愛“滿村子轉著玩”的小喆，這時已經下不了單人床了。他下身毫無知覺，每天要更換十來片尿不濕。尿液隨時可能流出來，王紅軍準備了10條白毯子，每條夾在尿不濕與被單之間，防止“洪水”漫到其他地方。

“養鴿子不用到地里，我才能隨時照顧小孩。”王紅軍指了指床頭曬著的3條白毯子。

他自己的床尾放著一個直徑近1米的鐵盆，盛著淡黃色的水，“白毯子每天都要洗，每條要洗好幾道，最后一道的水留著，下次再用”，因為“村里沒有自來水，要省著點用”。

2012年還在讀小學二年級的小喆，常讓父親哭笑不得。現在，小喆開心的時候，王紅軍反而難過起來，“多好的娃啊，如果沒出事，現在一定更開心”。

“好好的小孩，又沒有什么病，突然整個腿沒知覺，這誰能受得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疾病，速度這么快！”

2012年7月1日，沒有任何征兆，王家被惡魔選中了。

這天中午12點，8歲的小喆在院子里玩沙子。突然，他倒下了，站起，走了幾步，又倒了，這回站不起來了。陳女士聽到喊聲，趕緊把兒子抱回房間躺下，“一摸腿，沒感覺”。

王紅軍和陳女士2011年已經離婚，原本，兒子是趁暑假到媽媽家生活幾天。

“她給我打電話，說小孩病了，正送往伊犁州的醫院。”收葡萄時節將近，王紅軍在地里綁枝條。他放下繩子就往車站趕。

在伊犁州，醫生用小錘敲了敲小喆的膝蓋。一錘，兩錘，腿沒反應。再摸摸肚子，還有知覺。

醫生拿起黑色碳素筆，在小喆大腿處標了一道1厘米長的橫線。每隔一段時間，醫生用10厘米金屬棒在小喆的皮膚劃一劃，重新標記沒觸覺的地方。

被抬進重癥監護室的小喆，頭疼、腹疼、背疼，但一拍片子，頭顱、肝膽、雙腎等器官完全正常。

“好好的小孩，又沒有什么病，突然整個腿沒知覺，這誰能受得了？我腦子里想很多，想怎么會這樣子，我到處問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疾病，速度這么快！”想起當時的場面，王紅軍語無倫次。

陳女士也難過：“小孩是你的也是我的，我愿意讓事情發生嗎，我會不好好照顧嗎？”

“他臉色蒼白。我很難受。”王紅軍眼皮下垂，表情回到了那個“只能發呆，只能等”的夜晚。

他坐在門外，一刻也沒有睡著，不時起身趴在監護室窗戶上。他知道，其實這看不到什么。

天亮了，小喆體溫由36.5攝氏度一路飆升到38度。他的咽部已經充血，大小便也失禁了。

橫線開始移動，沒知覺的地方上升了。醫院下了第一份病危通知書，這距病發不到一天。

病歷的用詞一個比一個扎眼：“患兒在住院期間隨時可能病情發展，出現呼吸肌麻痹，出現呼吸抑制，死亡可能。”

父母決定馬上送兒子去烏魯木齊。車主堅持人滿才發車，王紅軍一咬牙，把全部座位都買了。

從此地去烏市將近10個小時。擔心司機犯困，他們不斷聊著天。司機問小孩怎么回事，誰也答不上來。后座上，小喆躺在媽媽身旁，插著尿管，直喊背疼。

7月3日早上5點8分，烏魯木齊一家醫院收治了小喆。

橫線逐漸爬到肚臍以上了。家人又被塞了兩張病危通知書。

“小孩最近打疫苗了嗎？”醫生問。陳女士答沒有。王紅軍不知道醫生為什么問這個。

熬過28天，橫線終于停在了肋緣，與心臟只剩3根手指距離。醫生告訴他們，孩子得了急性脊髓炎，現在病情穩定，“沒什么可以治療了，雙腿只能做些康復訓練。”

曾經的一家三口并不死心，他們繼續飛往北京。小喆已經沒法坐了，他下身沒有知覺，好像懸空著，如果不牢牢撐住座位扶手，身子就會下滑。

王紅軍嘆了口氣，當時，積蓄差不多花光了，機票錢都是借的。

這個37歲的男人第一次離開新疆。對于首都，他現在只記得醫院旁邊有些使館，還有各種膚色的外國人。而對于烏魯木齊，他的印象停留在10年前，曾在那當保安、后廚幫忙的兩年時光。

北京醫生也確診小喆患急性脊髓炎。他被問了同樣的問題：小孩最近打疫苗了嗎？

“沒有啊。”王紅軍查了家人拍照傳來的疫苗接種本，最近一次定格在2008年10月20日。

他所經歷的，一些人早已經歷了

留守新疆的家人幫忙賣了葡萄。這一年，全家收入五六萬元。王紅軍不知道，這是他們最后一次賣出好價錢了。

“疫苗”這個詞在他心頭揮之不去。回到村里，他去學校打聽，果然，一個老師說，上學期期末學生接種過腮腺炎疫苗，一支20元。小喆的爺爺奶奶也想起，“孩子說過要交20元，但沒說是干什么”。

2012年6月12日下午，這支由浙江衛信生物醫藥有限公司生產的減毒活疫苗，順著針筒緩緩流進了小喆體內。接種是霍城縣政府組織的，據稱采取“知情、自愿、自費”的原則。

疫苗與孩子得病有沒有關系？高中只讀了一年的王紅軍沒有想到，接下來的一年半，他掉進了這個醫學漩渦。

拿到第一份“結論”是2013年5月，差兩個月就是兒子病發一周年。這張抬頭印著“伊犁州疾控中心異常反應調查組專家組合議結論”的紙，歪歪扭扭地手寫了12行字，結論為“與‘腮腺炎疫苗接種’無關”。

王紅軍上網搜索資料，意外找到一個疫苗異常反應患兒家長的QQ群。群友來自貴州、湖南、山西等地。

“沒想到有這么多人，兩三百人。哎呀，現在有473人。”2016年1月，王紅軍翻著手機叫出聲來。他屏蔽了大部分QQ群，只有這個群，還有一個醫療事故群，不斷彈著消息。

他所經歷的，一些家庭早已經歷了。在公益志愿者、貴州家長茍先芬的印象里，幾乎所有疾控中心都會先做鑒定，“結論多半是‘無關’‘偶合’”。

《南方都市報》也曾統計，接種疫苗后出現異常反應家庭，80%以上都被判定生病和疫苗無關。

“如果你認真寫，真的‘無關’，我也認了。”今天提起那張“結論”，王紅軍還忍不住提高嗓門，“就12行字，把兒子基本情況、病情抄了一遍，什么分析也沒有。”

活了快40年的他，突然連小孩日常姿勢要怎么擺都不明白了。小喆早先躺著，但他很快發現，尿漬經常淤在皮膚上，而且躺著不能干別的事。

后來，王紅軍在小喆床邊固定了兩個扶手，讓他抓住，撐起身子“坐”在床上，可沒一會兒就背疼。他又給小喆配了輪椅，可沒多久，屁股開始長起褥瘡。

兒子最終臥著。每天醒來，他頭一撇就可以看到電視。雙肘撐起上身，還可以看書、吃飯。久而久之，這個胖乎乎的少年，肘磨出了繭。

“整個家都毀了！”他的心被扎了一下。兒子成績一般，但未來，也有可能是一個大學生，是一個很有貢獻的人，“誰說農村的孩子永遠就在農村？”

5個月過去了，2013年10月，伊犁州醫學會給了王紅軍第二份鑒定。這次有8頁紙，他一頁一頁翻，末尾結論印著“屬于預防接種異常反應”。

這回，輪到疫苗生產企業不同意了。隔了4個月，新疆醫學會做了第三份鑒定，結論變成“不能排除異常反應”。

王紅軍拿起電話就問：“要么是異常反應，要么不是，什么是不能排除呢？”一個平靜的男聲答：“這是術語。”后來，又有人私下解釋：“不能排除有關，意思就是有關。”

他相信地掛了電話。

QQ群繼續有新家長入群，對話每次都在反復：鑒定是有關、無關、不能排除，還是偶合？小孩什么病，現在狀況怎么樣？王紅軍很少發言，“我不太懂”，他又對著報告琢磨，早知要接種這個疫苗，他肯定拒絕。

然而，誰都無法預料，“惡魔抽簽”會不會抽到自家。

沒有和王紅軍商量，衛生局直接對疫苗企業作出處理決定，補償25萬元

2014年3月，王紅軍找到了霍城縣衛生局。他原以為，有了鑒定，事情會好辦得多。

群里的一些家長暗暗覺得可能沒這么順利。

直到今天，王紅軍捏著霍城縣衛生局兩頁紙的處理決定，依然一肚子怨氣，“沒有和我商量，衛生局直接就對疫苗企業作處理決定了”。

按照這份處理決定，王紅軍家可以拿到殘疾生活補助費25萬元，醫療費用憑據支付，傷殘用具憑醫療機構的證明計算。

茍先芬也從貴州當地衛生部門拿到了一份補償協議。不同的是，衛生部門曾與她協商，雙方最終簽訂的是協議，而不是單方作出的決定。小孩病情相近，她獲補償133萬元。

從未進過法庭的王紅軍，此刻被推到訴訟的起跑線上。

彼時，兒子病發快兩年，王紅軍的葡萄仿佛也受到疾病感染，顯現頹勢。2014年除夕，王紅軍從新疆跟車到福建，處理2013年來不及賣的葡萄。他記得，還沒出新疆，司機就下車放了一串鞭炮慶祝過年。

此行王紅軍共拿到10萬元，除去3萬元車費，2.7萬元冷庫錢，入場費7000元，還有3萬元是代別人賣的，七七八八扣下來，自己只剩兩萬元多了。

“2014年更不行了。”王紅軍叫苦，葡萄賣價繼續下跌，他連農藥錢、化肥錢都欠著。

葡萄好像真的和他較上勁了，那兩年，每賣一回，幾個月后兒子的腿就骨折一次。他猜，可能是骨頭變脆了，兒子上身移動的時候傷了腿；他又自責，是不是給兒子翻身擦洗的時候太用力，扭到了骨頭。

這些猜測沒有結論，每一次，他只能眼睜睜看著兒子的腿腫起，再送到醫院打鋼板。打了兩輪之后，兒子的腕、膝關節像卡住一樣，任王紅軍怎么搖也動不了。

2014年秋天降臨的時候，這個農民收獲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判決書。霍城縣人民法院一審判決，王紅軍家共可以獲得120萬元補償和補助。該金額比縣衛生局的決定多了數倍。

王紅軍覺得太少，上訴；企業覺得太多，也上訴。

2015年2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分院裁定，一審判決程序違法，適用法律錯誤，撤銷判決，發回重審。

2015年7月，霍城縣法院一審再次判決王紅軍獲得補償補助136萬元。

“算了，就這樣吧，先給孩子看病吧。”王紅軍決定不上訴了。

企業上訴了。他們認為，自己生產的疫苗合格且經過國家批準，不存在過錯。

他們還有一個理由是，行政機關已作出處理決定，如果法院也判決，將出現一個糾紛產生兩個發生法律效力文書的局面，“但兩個結果的賠償(應為‘補償’——記者注)金額相差達4倍之多”。

事情還在拖著。法庭之外，每當王紅軍看到醫療廣告，無論扎針還是敷藥，總會多瞧兩眼。一家醫院曾說推出了針對脊髓炎的“干細胞療法”，王紅軍跑過去，問：“能不能我把錢掏了，你保證小孩恢復部分功能，哪怕大便或者小便恢復正常？”

“沒保證。”

“那多少錢？”“十幾萬。”

“如果都沒效果，退不退錢？”“不退。”

他本想多問會兒，但算了算家里的錢，還是默默離開了。

二審法院撤銷了136萬元補償補助，他找縣衛生局，衛生局代理人勸他申訴

韓家莊子村陌生的新家里，一切陷入循環。

每天起床，王紅軍打開8年前買的電腦，給兒子播租來的電視劇光碟。他往鍋爐加火，讓屋子更暖一些。接著，他到隔壁鴿舍，抓了好幾把玉米喂鴿子。

太陽升起一兩個小時后，合伙人的妻子帶著她的3歲小孩進屋了。除了王紅軍，小喆只和這對母子說話，其他人一來，他便低頭不語。要在過去，如果認識，他準會叫出名字。

“小喆喜歡和我在學習機玩魂斗羅，總是他贏得多。”合伙人的妻子說，有時，他也愛對著手機自拍，或者在葫蘆上畫畫。

在這住了4個月，2016年1月18日，伊犁州分院二審再次撤銷原判，駁回王家的起訴。

法院認為，預防接種異常反應補償不屬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圍。理由是，《疫苗流通和預防接種管理條例》規定，受種方可以請求接種單位所在地的縣級人民政府衛生主管部門處理，并且應當給予一次性補償。

在法院看來，小喆發生疫苗異常反應的事實已由霍城縣衛生局確認，其補償應由該局處理，法律規定具有排他性，故不屬于法院受理范圍。

然而，受訪法學學者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縣衛生局針對補償作出的處理決定，并非行政處罰，不影響法院受理民事案件，只不過，判決要考慮已經支付過的那部分補償。

“雖然說有點心理準備，但還是挺意外的。”消息傳到QQ群，茍先芬感慨。

王紅軍說，當他回縣衛生局商量解決問題時，衛生局又試圖把他推回法院。

1月25日，中國青年報記者隨王紅軍再次前往霍城縣衛生局。上午11點，王紅軍開著借來的破車，接上衛生局委托代理人，朝該局駛去。

代理人上車，馬上掏出手機，翻出一篇報道，逐字念了起來：“你看，你找的律師、記者都建議你去法院申訴，你去申訴吧。”他說，如果申訴，衛生局可以提供經費。

“申訴失敗怎么辦？”到了辦公室，王紅軍問。代理人說，失敗了，衛生局就跟縣里匯報，“現在給政府沒法匯報，因為程序還沒走完”。

一旁的醫政科主任說話了：如果想在衛生局解決，依舊是按照2014年4月的處理決定，如果不同意，可以走行政復議。

“25萬的那次？”王紅軍裹了裹舊羽絨服，轉著桌上的筆，不知該說什么好。

他下樓，鉆進了破車，狠狠關上了門。

他害怕去法院了。家里老人事發后經常流淚，睡眠也少了，但開庭時從不旁聽，“我們是農民，你和公家搞，搞不過的。”家里老人擔心，“對你不好。”

他總是堅持：“有這筆錢，我能找一個護理，照顧好他，或者讓他去醫院做個康復，讓他在有生之年開心快樂就好，讓他心里不遺憾，好歹我這個做父親的沒有放棄他。”

“可是我現在拿什么給他治療？我也想讓他好好治療，不管希望大不大，只要有希望。”王紅軍父子在棚房里過完了2016年春節。

臨睡前，他又掏出枕頭下壓著的520頁的書，書名《人性》。他一下翻到第127頁，上次看完折起的地方，“人性，我想看看，書里面說得準不準”。

曾經，有人告訴他一個“土辦法”：把癱瘓的孩子帶到縣衛生局門口，鬧一鬧，說不定補償補助就來了。

王紅軍拒絕了，他說：“我要守法。”(記者 盧義杰 實習生 車灝楠)

(文中小吉吉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