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即《石頭記》。有許多版本，基本上可分為兩個系統。一個是八十回傳抄本系統，因為有脂硯齋等人的評批，故稱脂本系統；一個是一百二十回本系統，母本是由程偉元在1791年和1792年兩次鐫版的印本，故稱程本系統。

▲曹雪芹

“脂本”傳抄始于曹雪芹著《紅樓夢》即《石頭記》的當時，所以，它在紅學研究中有特別重要的地位。上世紀在南京發現一種“脂本”——靖應鹍藏本《石頭記》，可惜只是曇花一現。

曇花一現的“靖本”

所謂“靖應鹍藏本石頭記”，因原藏者為南京浦口人靖應鹍而得名，使世人得知此本之存在，則出自靖之友人毛國瑤。

毛自稱，1959年他從靖氏借閱此書，靖氏上世為旗籍宦家，因遭罪譴而寓居揚州，后遷南京。毛發現此本上有朱批，很多不為現存諸本所有，或雖有而文字有重大差異。這些歧異足以左右當今紅樓夢研究諸說中的一些爭議要點的論斷，有助于疑難問題的解決。

毛遂以自藏之《戚序本》(即早年有正書局石印的精抄本)加以對勘，將“靖本”特有批語150條過錄下來，而后把書交還本主靖氏。

1964年以來，毛國瑤開始向俞平伯，周汝昌、吳世昌、吳恩裕等紅學家提供了有關“靖本”的情況和資料，特別是150條“靖本”所獨有的朱批過錄本，為此，周汝昌曾撰文加以介紹，發表于1965年7月25日中國香港《大公報》副刊，后又有一文見于《文物》雜志。

從此，國內外普遍知有“靖本”其書其名，海外的紅學界人士尤為重視。

但當俞平伯、周汝昌、吳恩裕、吳世昌等渴望看到“靖本”時，毛向靖氏重借，而靖已遍尋不復可得，人們也就不把它當一回事了。

“靖本”佚失之謎

18年后，1982年的江蘇省紅學會議上，“靖本”仍然是一個重要的話題，不止一人就此作了發言，他們的發言，登載在江蘇省紅學會選編的論文集中。

版本研究者魏紹昌對此作了長篇“故事”報道。該文除在《新觀察》發表外，還在香港《大公報》連載，這—舊話重提，也引起了我的關注，因此我將其摘發在由我責編的《南京日報》1982年10月25日“文摘”版上，目的是為了引起南京讀者的關注，共同為尋找“失落”的“靖本”而努力。

魏紹昌的“故事”被摘登出來后，翌日，南京浦鎮南門中學教師陳慕劬打電話給我，聲稱他知道“靖本”的下落。

為此，我去浦鎮對陳進行了深入細致的采訪，同時又訪問了本主靖應鹍和發現者毛國瑤，以及靖之子靖寬榮、兒媳王惠萍。因為此事涉及北京的一位著名紅學家，我是鞭長莫及，因此，我就將訪到的情況向著名紅學家周汝昌作了通報，引起了周汝昌的重視。

后來，周汝昌先生撰文《靖本石頭記佚失之謎》，發表在香港《明報月刊》1986年1月號。接著靖寬榮、王惠萍在《明報月刊》1986年6月號上發表了《答周汝昌<靖本石頭記佚失之謎>》；韋柰(俞平伯先生之外孫)在《明報月刊》1987年1月號上發表了《致周汝昌——替俞平伯申冤》；《明報月刊》1987年6月則發表了我以“尹延宗”筆名撰寫的《無以為“劍”，無以為“飯”——澄清我調查<靖本石頭記>下落的幾個問題》；以及陳慕洲、陳慕劬在《明報月刊》1988年7月號上發表的《千里捎書到京華——為靖應鹍捎<紅樓夢>給俞平伯的始末》。對“靖本石頭記”佚失之謎進行了一次“大討論”。

“靖本”真偽之爭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此后關于“靖本石頭記”佚失之謎之爭，逐漸轉變為“靖本石頭記”真偽之爭了。主要論者有“三生”——俞潤生、石昕生、李同生，“—潮”——任俊潮；以及“靖本”的發現者毛國瑤。

1992年，俞潤生在《紅樓》雜志該年第3期發表了題為《對靖本<石頭記>及其批語的若干疑問》，提出了十大疑問，文章雖然沒有直截了當地指出“靖本”及其批語可能是贗品。但他在附記中的一段話是耐人尋味的：“有機會讀到高陽先生的《橫看成嶺側成峰》一書中，如果剔除文中的一些過激語言，他認為‘靖本’是假古董，我認為這不失為版本一家言。”

《紅樓》1992年第3期上還刊登了任俊潮的《<紅樓夢>“脂靖本”質疑》，明確指出不可見的《脂靖本》實屬子虛烏有，其中的可見材料可能是毛國瑤參照俞平伯《脂硯齋紅樓夢輯評》而偽造的。

爾后，石昕生和李同生參加了“揭偽”，而毛國瑤則著文予以反駁。他們的文章均發表在《紅樓》雜志上。從而構成了“靖本”真偽之爭的大論戰——石昕生、李同生謂之假，毛國瑤謂之真，并說石、李是對他制造“冤假錯案”。雙方大有“對簿公堂”之勢。由此而知，有關“靖本”《石頭記》真偽之謎一時還難以解開。

2005年10月，上海裴世安、柏秀英、沈柏松編集了一本《靖本資料》，該書共收涉“靖”文章74件，計787頁。　

嚴中(著名紅學家)